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我与几个一同在北海舰队服役的战友接待两位从北京来的插队同学。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聚集在青岛信号山基地一座德国式的老碉楼中聊天。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军队中生活单调，社会上供应匮乏。但我们买了些啤酒罐头，凑了几样从部队食堂和大街上买来的菜，依旧喝得面红耳热，聊得兴高采烈。在那个年代，友谊是一份可贵的享受，因为在那种单调乏味的精神生活中，差不多只有它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
那天聚会的可以说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结识的一些最优秀的朋友了：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一些“文革”中的重要事件，见识过大的场面，并且性格开朗、思维敏捷、谈吐风趣而又心怀大度。如果遇到什么大事，我们说不定会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但是在那个节日之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主要还是臭味相投。
那是一个心灵动荡的时刻。这时，距离周恩来总理去世刚刚过了不过一个月，社会上各种各样非正式也不确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遍地走，政治笑话泛滥，并且生动而又丰富。任何稍微有意思一点的传闻，不管它是否真实，都会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间飞翔。而我们之中也真有几个聊天的高手，他们说的事情、发的议论，使大家一会儿捧腹大笑，一会儿拊膺长叹。那时不光是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情绪上都郁聚了太多的东西需要宣泄。
那天晚上，我的情绪也十分不错。虽然我听的多，说的少，但我一直感到心中似乎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触动着我。于是当大家差不多都搞完了自己的节目，转向我问“你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讲一讲么？”的时候，我说：“我刚看过一本关于红卫兵的手抄本小说……”
朋友们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没有料到会看到如此兴奋的目光。于是我咽了一口唾沫，在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起自己心中乐不可支的笑容，信口开河地讲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朋友们一直静静地听着。其间只有一次被打断。那是当我讲了一半的时候，大家被晚餐后的尿憋急了，要去上厕所。于是楼梯上响起了差不多只有在发生战备警报时才会有的那种纷乱的跑步声。回来后，大家匆匆点了一下人数，才又继续开始。而当我讲完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那一夜，朋友们被我的故事震撼了。
然后，便是对于“小说”的评价。大家一致的结论是：“十分反动。”但是显而易见，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并且急切地想看到它。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那一天，我与朋友们开的一个玩笑使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秘密：我也许构思出了一个蛮不错的故事，说不定我真的可以写出一部值得一看的小说。这使我乐不可支，激动得好几天不知道东南西北还在什么地方。
但我一直没有真的动笔去写它，我不敢。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笔力毫无信心，同时也怕惹上麻烦。所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一再地故伎重演：聚集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在一个充满了诡秘气氛的环境中，偷偷摸摸地讲一个“暗中流传”的故事。而我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好听”而又“反动”的故事总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响和议论，使人叹喟，感动，唏嘘不已。后来一直到了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才真的写下了第一行字。
这一年后来又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九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十月，粉碎“四人帮”，令人生厌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终于结束。但有一件事还在进行着，这就是“继续批判”邓小平。有一个周末，我的另一个十分要好的战友来看我，我又向他讲了这个故事。这是我惟一一次向一个人单独地讲这个故事。他听完以后，沉默了许久，说：“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它是一个人在不堪回首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所以它才这么感人。”朋友的话说得很简单，但他在无意中提到了一种创作原则，并且他的语言似乎也有着某种启发性。这几句话在我的脑海中再也挥之不去。过了几天，我所在的那个海军军团召开“批邓”大会。我是宣传干事，总得记些和写些什么。我坐在台上，下面是一个又一个的发言和一番又一番的口号，但我的脑海却似乎完全封闭了。我拿起笔，在本来应该记录人们怎样“批邓”的本子上写下了第一句话：“谁都有自己的经历……”在那一刻，那个开玩笑的故事突然有了某种庄严的味道，于是种种理念与情景、语言与文字如决堤之水，顺流而下……当那个大会结束以后，我没有离开会场，就坐在空无一人的主席台上，一直写完了最初的一个段落。这时，这个小说的写作已经再也不可能中断了……
两个月以后，我完成了这部小说。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每年都要把它拿出来读一遍，然后再改一遍。一种很难遏制的欲望，使我不断地想将它改得更好。它已经成为我非常钟爱的一个故事。我不再跟任何人讲它了。我所想做的，就是让我自己变成读者，然后看看我是不是还能欣赏它。那时，我从未想过要把它拿去发表。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我在青岛中山路新华书店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漂亮而且厚实的大型文学期刊，才知道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样多的小说了。但我的总的感觉是不太好看，甚至是很不好看。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文化革命”前我看过《收获》和《人民文学》，那里面有不少很精彩的小说，像《六月雪》、《路考》、《大学春秋》，它们很耐看，也很耐寻味，让人动情甚至激动不已。为什么“文化革命”过去了，当人们终于可以写小说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反而变得这么不好看了？我的直接感觉是我写的不如那些老东西，但却比这些新东西强。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我开始投稿，并将这本小说散给了一些朋友。我的老同学北岛这时已经成为著名的新派诗人，并且也有很著名的小说《波动》问世。他在看了我的原稿以后对我说：“做为初学者，写成这样还算可以，但是各方面都显得很不成熟……”其实我知道，连前面那句也是客气话。北岛的诗好得让我惊讶，他的意见让我没有理由不首肯。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与新的文学潮流看起来没有什么缘分。
但是这时，我投出的稿件开始陆续有了一些回音。先是《芙蓉》的一位老编辑亲自来到青岛，表示有意发表此稿，但是有些修改意见。我当然表示照办。后来又有《北方文学》的编辑来信，表示十分喜爱，愿意刊载，但刊物太小在操作上有些困难。不久，《十月》杂志来信，告知已决定刊用，并要求我对一稿多投做出处理。随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资深编辑李硕儒来到青岛面谈出书的事。
我带着这部颇为可疑的文稿，请假跟着中青社的编辑上了北京。在火车上，老李十分友好地向我透露了一个情况：这部稿子正在北京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大受赞扬。
来到北京，我先去的《十月》编辑部。关于小说，他们有不少称赞，但也提到有些地方写的比较怪，但效果不错。因而没有什么修改意见。只是由于刊物版面有限，字数上须做些压缩，我当然同意，事情就确定了下来。
但是到了中青社，却是另一番景象。接待我的是三位编辑界的权威：社长朱语今、总编阙道隆和主任王维玲。他们也很热情，但是更为认真，因而研究稿子多于寒暄。“三堂会审”的结果，是提出了两处修改意见。
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我胡乱写时，笔下呼风唤雨，有如神助，可是当我想认认真真地对待它的时候，我却几乎连灵魂都枯竭了。我改了好几天，怎么都觉得不对劲。果然，当我将我自己都大不满意的修改稿交给他们的时候，连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个作者竟会把自己的东西修改得这么糟糕。阙道隆显得很困惑，说这简直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王维玲则说：你自己给改坏了。王维玲是个有很多组稿经验的老编辑，但这回，他也有些束手无策了。
这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再也不改了，再改也是劳而无功。若再让我修改，我就放弃。好歹现在还有《十月》那边的半壁江山。但是王维玲又对阙老说：他这样写也许有他的道理。中青社终于放弃修改意见，单行本也就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本来面貌。
江郎才尽使我仅仅能保住小说的出版机会。此后便再也好事难成了。
半年以后，小说如期发表，我已准备转业。不久我得到出差的机会，回北京来取中青社的样书时，听到了让我震惊的消息：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同志看完这部小说后，非常的欣赏，但也表示了严重的关注。据说他是在小说于《十月》上发表后的第二天打电话到编辑部的。后来我一直未能搞清冯老先生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传到我这里的意思就是简单的八个字：“才华横溢，思想混乱。”据说他同时还预见到这部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因此他特别关照编辑部：“对这个年轻人要给以保护。”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部小说在社会上真的引起了通常所说的那种“轰动”。那是一个一首歌、一幅画都可以引起轰动的年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在中国沉寂的时间实在太久了。当时引起类似的“轰动”的小说还有几部，于是我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以及戴厚英的《人啊人》这几部思想解放得都有些离了谱，而在艺术上似乎也有着某些相似的情调，甚至连名字都具有着近似风格的作品被归为一类，成为那几年我国文学生活中的热点。流波所及，后来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争鸣作品”。
（《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3.50元。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本文摘自该书中的后记：《写给我的年代》，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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