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8日，北京申奥代表团最后一批人马抵达首都机场时，出现动人的一幕：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何振梁一走下飞机，一眼就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中等个儿、头发花白、身穿白色短袖衫的荣高棠。与此同时，89岁的荣高棠步履矫健地向他走去。两位老人忘情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夺眶而出。周围的人都被这一情景感动了。
1979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体育史上是个闪光的日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案。
从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以来，就开始与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的荣高棠，兴奋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1980年初，国际奥委会致信中国奥委会，要求提供中国将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情况。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还建议中国提出三名候选人，并注明中国认为其中哪一位候选人是最佳人选。
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一种殊荣。大多数国家的委员不是声名显赫的政界上层人物，就是热心支持体育事业的大企业家，或社会名流、名门望族。国际奥委会每个委员都按他当选的顺序编号，永志国际奥委会史册。
中国，曾先后有四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一位是1922年当选的王正廷。此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后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第二位是1939年当选的孔祥熙。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但他只是挂名。第三位是1947年当选的董守义。他当时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解放后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位是台湾的徐亨先生。
现在要向国际奥委会推荐的将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的重要使命与要求不言自喻。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斟酌，在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王猛主持的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候选人名单，他们是荣高棠、牟作云、何振梁三位。当然，第一名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名单大家听了，表示理解和赞同。荣高棠，从1949年开始就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中央体委的成立奔走呼吁，筹备实施。投身体育事业30多年，可以说是新中国体育的拓荒人。在体育国际交往方面，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他率团前往的。此后他以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与国际奥委会打了多年交道。
牟作云，青少年时代就是中国篮球“五虎将”之一。1936年曾以篮球运动员身份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新中国成立后，受荣高棠力邀，创立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运动员，为发展新中国体育运动广播火种。
何振梁，法语水平非常高，也通晓英语、俄语，有多年在国际体育界交往的丰富经验，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的工作效率高，充满智慧，方法灵活得当。
讨论这个名单时，荣高棠正出差外地。他回京后得知这一消息，不是为自己有机会获得殊荣而喜悦，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想让贤，自己已经69岁了，在清华上大学虽学过外语，但到国际奥委会去工作显然不够用，难道还要像过去那样请求破例带翻译﹖岂不显得泱泱中国太没人才了吗﹖荣高棠甚至还想到，中国进入国际奥委会后，必将极大地推动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将来不仅要参加奥运会夺金牌，说不定还会有一天申办奥运会。如此任重道远，当然应该派一个年轻干练的人去。此人不仅应外语好，而且要有对外政策、国际体育事务等方面的广泛知识，这个人选，非何振梁莫属?想到这里，荣高棠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找王猛，找党组的其他成员陈述自己的想法，并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把何振梁排在第一位！”
王猛和党组其他领导成员一方面为荣高棠无私让贤的高风亮节所感动，但又提出一个问题：给国际奥委会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外交部，并已会签完毕上报到了国务院。
荣高棠说：“追回来，我们现在麻烦一点，将来会在国际体育交往中有大顺利！”
何振梁与他的夫人梁丽娟至今还难忘荣高棠关键时刻保护何振梁过关的深情厚谊。
1959年秋天，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彭德怀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随之在党内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并结合实际对一些有右倾机会主义言行的人进行揭发批判。
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的批判对象就是国际组织科科长何振梁。
他在下放到陕西商县西涧大队劳动锻炼期间，曾给党支部写了不少信汇报思想，这些信中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些微词。他临时被抽回来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时，还带回一块当地农民吃的糠饼给国际司的同事们看，说农民生活这么苦，我们搞外事花国家钱时要想到基层老百姓还在吃糠饼……
此时何振梁已属于边缘人物，他的错误说小可小，说大也可大。拉一下也就是错误认识问题，推一下他就可能会滑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
当时荣高棠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听说何振梁的情况后很关注。他相信何振梁是个品学兼优的人才，有着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执著与痴情，是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内心绝不会对党存二心。荣高棠觉得自己应尽力保护他一下。荣高棠在一个关键场合明确表态说：“何振梁的信是向党支部反映情况，这是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对党实施攻击，所以不要无限上纲上线，批评帮助一下就行了……”
由于党组副书记给何振梁定了调子，何振梁的检查才得以过关，并恢复了正常工作的权利……试想，当年何振梁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他此后的境况是可想而知的。
庆幸的是国家体委采纳了荣高棠的建议，把已上报国务院的文件追回来重新起草上报。1980年2月23日，中国奥委会给国际奥委会的复信中，候选人名单排列次序是何振梁、牟作云、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马启伟，并注明何振梁是最合适的人选。
由于中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萨马兰奇主席为确保何振梁当选，将推荐新委员的日子延至1981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第84次全会上进行。何振梁顺利当选委员后，由于工作出色，人缘好，不久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后来又从第四副主席依次递升为第一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担任此要职的第一人。
此后20载的实践证明，荣高棠慧眼识珠。334号委员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赢得了广泛尊重和好评，曾被评为世界体坛最有影响的12位领导人物之一。他不仅为维护和提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凭他的智慧和才华辅佐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这个百多年传统机构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改革。他与萨马兰奇良好的合作，也使这位主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对好几种语言的完美掌握，他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科学经历以及他的政治经验，是他完成国际奥委会各项使命的宝贵手段。”“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投入是出于他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忠诚、对他国家的忠诚。”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何振梁被中央电视台评入2001年十大“东方之子”，报刊盛赞他是申办成功的“标志性人物”。
“心底无私天地宽”。荣高棠让贤，让出了一位世界级人才；荣高棠托举，托出了一位奥林匹克功勋人物……
（摘自《体育之子荣高棠》，新华出版社近日出版。社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邮编：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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