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彩色电影，好像是新闻简报，《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绚丽的画面，一簇簇鲜花，少男少女灿烂的笑脸。尤其是您，一袭中式旗袍，美仑美奂的形象和高雅气质，使我年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少年性别意识的最初顿悟。今天有幸当面问您：年轻时很美吗？
王光美（笑）：美？谈不上，只能说还比较顺眼吧。我母亲很美，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瞧我，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
听带我的王妈说，小时候我还是人见人爱的，皮肤洁白，模样特逗。
记者：您的名字中有个“美”，是父母对您的美丽希冀？
王光美：那是望文生义。我父亲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１９２１年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美国公干，所以我的名字中就有了一个“美”字。我六哥王光英，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记者：“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
王光美：我哪是什么校花。我从不知道我是校花。我在辅仁大学读物理研究生，倒是听说辅仁大学有一个叫范繁的被称为校花。她是化学系的，会说法语，父亲是大学校长或是校务长，她的面部轮廓很符合审美的标准，人在社交圈子，也很活跃。
记者：常听人说，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咫尺不相逢，当代很多年轻人更是把爱情归结为一种缘份。您和少奇主席的相爱是不是一种缘份？能谈谈你们相识相知的过程吗？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记者：和谈破裂后，您去了延安？
王光美：我是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延安的。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总，朱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这是缘份吗？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您和少奇年龄差距那么大，又不是原配，家里人反对吗？
王光美：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做主张。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
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
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记者：您与少奇主席的爱情产生与对他尊敬有关吗？您最看中少奇主席的是哪一方面？
王光美：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条件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听说您母亲是一位新潮、叛逆、解放的女性，是这样吗？
王光美：说起母亲，她很了不起，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受母亲的影响也最大。我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提倡女性解放，母亲是身体力行的，小时候母亲裹着脚，后来她坚决放足。
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记者：您对少奇主席前妻所生的孩子特别好，甚至超过了对自己亲生子女的关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您母亲就是您的一面旗帜？
王光美：的确如此，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大哥王光德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我的母亲真让我钦佩。
记者：少不更事时，正赶上“文革”，我知道，那是个动乱、迷惘、道德沦丧和充斥着谎言的年代。我们热衷于校园手抄本，《梅花党》、《一双软底绣花鞋》一类，把您描写成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头子，说您是梅花党的党魁，还说您亲自下令谋杀了李宗仁代总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后来“文革”结束，尘埃落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但我仍然想问：这个谣言的出笼有什么背景？
王光美：“文革”结束后，我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一出监狱大门，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如今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很多历史档案都解密了，你想会有那回事吗？我从没听说过什么梅花党，那是地地道道的诽谤嘛。
说起李宗仁夫妇，我倒真的很熟悉。李宗仁从四川来京，把他的儿子和阿姨托放在我二哥王光奇那里。李宗仁还动员我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我考虑自己是学物理的，又在读研究生，不太合适，就婉拒了，后来我帮他找了一个女大学生。
记者：少奇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印尼搞了一个军事表演，据说一架表演的飞机当场坠了下来，少奇替印尼当时的领导人苏加诺打了几句圆场。后来为这几句话，少奇主席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这是真的吗？
王光美：苏加诺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特意安排了一场军事表演，一架表演的飞机确实当场坠毁。当时我和少奇都在观礼台上，苏加诺表情极为尴尬，当着那么多的客人的面实在下不了台，少奇宽慰了他几句。这件事，在当时，在现在，都没错嘛。我们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何错之有嘛。年轻人，你那时也批斗少奇和我吗？
有记者插话：那时他还小，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儿。王光美和在场的记者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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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文革”中有一幅漫画，那是丑化您的，说您作表面文章，让人用轿车把您送到清华大学校门口，然后从后备厢拖出一辆自行车，装模作样骑到清华园，你听说过此事吗？
王光美：还真有那么回事，“文革”前期，我到清华搞“四清”，我是副组长。当时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是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副主任是我女儿刘涛。我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清华既远又不安全，但我又不愿坐小车，坐小车到大学校园看大字报，目标太大，也脱离群众。后来这事大概是贺鹏飞反映到贺老总那儿去了，贺老总说，那怎么行呢?老总从军委安排了一辆卡车，把我送到清华附近，然后再骑车进入校园。后来考虑这也不是办法，便在清华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是中直系统的，住了下来，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情况吗？
王光美：平时看看报纸，参加政协会议。我今年八十了，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么大年龄了，还占着位置，提了几次，中央不让退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身体还挺好。每天半小时散步，一周两次游泳，从不间断。我这年龄在水里游半小时不上岸，不靠边，贵在坚持啊。
（摘自《华夏女工》200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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