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斯大林与我父亲贝利亚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要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1938年11月底我父亲受命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斯大林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何在？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惟命是从。但事实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斯大林还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
第二个不无重要的原因是大战的临近。那一时刻内务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必须用另一种风格的人。斯大林是残忍而又聪明的人，他非常明白，继续镇压的结果就是他个人权力的垮台。也许他已认为，有人特意这样做，已是为了要清除他本人。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要在有效监督之下来使党的制度所制造的镇压机器停下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曾雪片般将信件投向莫斯科，以保护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总之，那一时期父亲使斯大林完全满意。后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专业实验室基础上成立原子能管理局时，他又被责成去管这一问题。还有火箭、飞机、工业、氢弹方案……看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才没有急于除掉我的父亲。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充足的，但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始终考虑时局变化。当地对空导弹已制造完成，洲际导弹基本准备就绪，当氢弹的制造已近尾声的时候，看得出，斯大林已准备好撤换掉父亲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些……
我绝对相信，除掉我父亲，斯大林会得到周围许多人的支持。首先满意的是党的机关，它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他从不掩饰他反对党的机关对国家实行专政的观点。不光是党的上层，就是一般的党组织对这类事情也总是非常敏感的。
一般来说，党的上层分子总是给斯大林帮倒忙。我父亲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个人崇拜的危害。顺便说一句，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党的上层分子有意宣传个人迷信并不仅仅是出于其固有的谄媚逢迎。毫无疑问，这里有着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没干什么。“他既是上帝，又是沙皇，还是军事首长……”就是说，一切罪过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后来党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的领袖身上，其他人都成了无罪的羔羊。而且没有任何一位斯大林过去的战友鼓起勇气站出来，道出斯大林周围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在父亲在莫斯科工作的15年当中，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各种情况都发生过，人们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们两人是亲密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是如此。他们之间从未像描述的那样以“你”相称。斯大林对我父亲总是叫名字和父名。
我父亲是中央委员会中惟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也允许别人这样做。问题在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或别的人从来就不和斯大林争论，也从不试图反驳当家人。他们称其为当家人。盲目服从，随时准备执行主子的各种意志，这在我看来很好解释：害怕影响个人升迁使他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斯大林经常要求讲实话，我不认为看到谈话对方只是一些俯首贴耳的执行者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相反，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承认，他也善于说服论敌。当然，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和他还是不争论为好。据我所知，除我父亲之外，莫洛托夫有时也和他意见相左。很可能，在早些时期这种人要多些。托洛茨基很可能是这种人，别人我看不出。看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早期言论，都是一味赞扬斯大林的话。正是他们制造了个人崇拜，而且是在列宁死后马上开始的。
我从父亲处得知，军人中能坚持己见，而且态度坚决，不怕引起独裁者不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年是这样，1942年也是这样，以后的几年都是这样。这是个不容你不尊敬的人。显然，斯大林也这样认为。
斯大林只有和一个人称“你”，这就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对待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确实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对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对这些人他根本不重视。
我想，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最有角逐国家首脑宝座的基础。我指的是他的资历，而不是政治素质。
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党委会成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他认识列宁。2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曾作为中央书记代行斯大林职务。从1939年开始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那些年斯大林周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资历。
莫洛托夫和我父亲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相反，他对我父亲评价颇高，同时，这并未影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父亲在卡廷悲剧事件以及几个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我父亲为铁托辩护的发言使莫洛托夫极为不快。斯大林当时称我父亲和几个反对同南斯拉夫冲突的人为铁托分子，而莫洛托夫以激烈的方式声称：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出卖者。但他又说过：
“我们中间比贝利亚更有能力的人是没有的；在他所主管的问题方面比他更有干劲和学养的人也是没有的。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我们自己却曾赞同他的诸多建议……”
我对赫鲁晓夫也所知不少。他常来我家做客。今天人们力图把他视为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反驳斯大林。记得有一次在桌旁他伤心地说，“主人把我们当作婴儿抓着不放，不让迈步，不让施展本领。”当他的面都一声不吭，充当侍臣小丑。我还知道他的酒量很大。
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性格直率，是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难得的襟怀坦白的人。我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而且也是作为各种不同场合目睹他的行为的见证人来这样评价他的。
当国家真正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案件”所震动的时候，我父亲直接了当地对马林科夫说：
“要知道，格奥尔吉，你干了战前在白俄罗斯干过的同样的事。你要相信，你会遭报应的……不能这样干（不应使无辜的人们卷入政治盲动主义中去）”
父亲指的是马林科夫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所参加的30年代在白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镇压。
马林科夫辩解说：
“我能怎样……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你应该明白。”
“不，格奥尔吉，人们会要你负责。想一想，你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档案里还留存些什么，但我想，有关马林科夫、郝鲁晓夫及其他党的高层官僚参加大规模镇压的资料是应该保存着的。
我又说到这点，同样绝对不是为斯大林开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而不能委过他人。我知道，镇压行动结束后还不能使赫鲁晓夫罢手，乌克兰在无法无天的痛苦中呻吟。斯大林甚至给他发去了一张便条：“停止吧，你这傻瓜！”
关于斯大林病危之事是我回家吃午饭时妈妈告诉我的。通常父亲这时也回来，但那天他没在。妈妈坐在那里哭，并马上告诉我，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得了脑溢血，很可能活不成了。
“那你哭什么？”我问，“要记住父亲说过的话。”
我们谈到斯大林准备对我们下手的事。
妈妈当然什么都知道，父亲确实将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告诉了我们。
“知道吗，”她回答说，“我什么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人的命，否则，他会一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人，他们不像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再重复一次，我父亲也在内?那样了解他的一切。我甚至要说，斯大林已准备好作为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和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绝对纯洁的人载入史册。我们客观而论，斯大林于身后确实留下了一个建立在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上的伟大国家。至于取得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父亲非常明白这一切。虽然他比政治局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和斯大林有着更深的矛盾，但国家首脑的死还是使他痛苦。我知道，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矫揉造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之死给他带来的痛苦源于纯粹的人之常情。
我必须承认，我对斯大林的看法就是今天也远不是单一的。我们住在格鲁吉亚时，我们只是为他祈祷。在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不时听到父母谈论斯大林。就是我自己也已逐渐明白，谁是镇压和政治运动等种种暴行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能使任何人为之倾倒着迷的人。说只有平庸的谄媚者才认为他伟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斯大林的确是一位能让聪明练达、阅历丰富的老者和初出茅庐的孩子都着迷的人物。他洞悉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弱点。他不是那种不善于分析形势和自己行为的狂热分子。当需要的时候，他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能允许做的一切。首先是权力集中。我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那些在民主条件下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那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儿？……而当需要的时候，斯大林又是多么轻易地利用同一权力去达到其他目的。这同样是他的罪过。今天有人试图将他视为偏执狂病患者，如果真的如此，对他的苛求就该少些。但事情并非如此?站在布尔什维克权力金字塔顶上的是一个具有天赋才能的人。
有人经常问我是哪种人，是斯大林分子还是反斯大林分子。我自己认为我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非反斯大林分子……
（摘自《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邮编：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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