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保卫黄河”，实际上是“学会生存”这么一个主题。中国真正要进入环保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价值观念，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可以叫作“绿色文明”。
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灾难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环境灾难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日常行为影响着环境质量。有个朋友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自然界的环境恶化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对立，人类对大自然掠夺性的过度开采、索取，造成了今天的环境状况。对于现代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格外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还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但更多的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面临的实际是致富的压力，觉得自己没有一辆车、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而且渴望一夜暴富。这种观念不仅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有，也蔓延到内地，以及贫困、边远地区，相当多的人心态是失衡的。
很多人把美国生活方式视为一个目标，在这方面，美国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个很坏的导向。统计表明，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33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状况不可能追求这样的目标。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我们的祖先曾经总结出非常有效的生活目标，就是“丰衣足食，勤俭持家”。这种生活哲学是中国人在既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生存智慧。也许，我们应当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应当有所节制，我们的社会也应当鼓励节俭，而不是去刺激每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享受更高的消费、占用更多的资源。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在座的年轻一代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都不可能追求富贵和豪华。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在急剧减少和恶化，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理想，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目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朗教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还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他对中国耕地的大量减少，以及建议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不宜大量种植水稻等等意见，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预言全球性的大水荒已经来临。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这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中国同样显现了。
例如黄河断流。造成黄河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固然有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等全球生态变化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坏的历史原因等等；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黄河上游对黄河水量没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当我们把黄河上游变成“塞外江南”的时候，黄河的下游快要变成塞北了，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省的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黄河之水天上来”，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水资源似乎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我国还没有一套有效的跨流域管理水资源的办法。前些年在江苏和安徽之间也经常围绕水资源的分配、泄洪分洪等问题发生政府之间的冲突乃至村民之间的械斗。这类问题，今后会更多。
关键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所谓的绿色文明、绿色生活方式。我们的商家对“绿色”是最敏感的，“绿色”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招牌，开发了许多真真假假的“绿色产品”。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可以看到一个海狗油的广告，台湾演员出演的，“人人都为礼品愁，我送北极海狗油”。我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她看了这个广告说：“瞧?这个潘金莲，又来破坏环境了。”其实海狗就是海豹中的一类，在中国是二级保护动物，在国外长期没有发现它可利用的价值，没有人去开发它，数量也很多，结果被我们中国人开发了。大家想想，只要中国有几分之一的人爱上了这个“礼品”，北极的海豹就将遭受灭顶之灾?仔细想想，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不符合环境伦理的。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危害。比如甘草，甘草是最普通、廉价的草药，但由于对它的大最采集，挖地三尺，加剧了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又比如麝香，麝本来是遍布大江南北非常常见的动物，麝香用于做片仔癀等中药，现在还每年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动物学家估计，按照现在的速度，麝在一二十年之内就会在中国绝迹。
另一方面，要反思我们的机制、体制、制度。要真正把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扭转过来，需要放弃很多东西，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存状态，这是非常难的。直到现在，我们的环境治理基本还是一种末端治理，先污染、后治理，已经污染得不像样了，才关闭一些企业。以北京的大气污染为例，现在北京市把治理大气污染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鼓励所有单位烧低硫煤，大量使用天然气，包括公共汽车以后都使用天然气，等等。但代价非常昂贵，从陕西铺天然气管道到北京，进入千家万户，差不多要100个亿左右。另外，制订了新的汽车尾气标准。现在北京市的汽车拥有量虽然只有西方同类城市的几分之一，但我们的空气污染却是他们的几倍到几十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尾气标准定得太低。这里有规划或制度安排的问题。
北京有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好。首先是它的城市规划。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延续了几十年的过度开发旧城中心的战略，使人流、物流、车流主要向城市中心集中，汽车尾气和交通拥堵的状况就好不了。最近报纸上也在讨论怎么根治交通拥挤的问题。在三环路四环路上减少出口，增加新的规则，单双号分流等等。这些都是末端治理，如果没有宏观的治理，只是被动应付，绝不可能真正有效。事实上，北京修的路够多的了，香港、纽约、华盛顿都没有北京那么宽阔的街道，人家不堵车，而且车速极快，什么道理？我们缺少另外一些东西，缺乏大思路，缺少远见卓识。当时许多专家反对在王府井修东方广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容量巨大的商业设施会进一步加剧车流人流向市中心的集聚，交通不是更拥挤么？为什么不把东方广场修到石景山、修到大兴去？当然，繁华地段的土地价格高，商业利益大，但作为政府规划，就不应迁就房地产商的眼前利益。所以，根治的措施，首先是彻底改变过度向城市中心开发的战略，将旧城之内的人口压力和过于集中的城市功能分解、疏散到三环、四环以外去。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城市交通——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优先发展私人轿车。我们经常举发达国家的数字，说他们拥有多少多少私车，鼓吹中国也应该“轿车进入家庭”。然而，那只是部分的事实。世界上所有大型城市无不是主要靠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之类的轨道交通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在香港，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占到了90％；在华盛顿占到了80％，而这一比例在北京只有40％，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是70％，现在比那时反而下降了?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公共交通所占的比重如此之低，导致交通系统的低效，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如果主要不依靠效率更高、更加节能和清洁的公共交通，而鼓励发展私人轿车，天天堵车、空气污染就不足为奇了。
要反思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化模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生活在长江灾区的人民，当洪水来临的时候都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基本的生态保障，花了很多努力，勤劳致富的成果，就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同样面临着这一选择。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还有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如果我们连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都保护不住，我们在沙滩上建设许多大厦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没有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健康不保，随时生活在水旱灾害之中，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现代化么？问题就是这么严峻，而且并不遥远。
在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理应进行一场反思。20世纪70年代，有一批环境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讨论人类拼命追求经济增长是否合理，有没有一个极限。事实上有些国家，如新西兰，它们采取的是“零增长”战略，就是在能够维持社会需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不再去开采更多的矿山，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以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环境，究竟是应该花更多的人力物力保护、修复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还是盖更多的宾馆酒楼，急功近利地去发财挣钱？
事实上，单纯争取经济增长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大多数国家都被导入了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从世界银行开始，对各个国家的评价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人均GNP。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种对GNP的追求已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破坏基因。大家在拼命追求GNP的时候，逐渐忘记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建设。有的学者指出，用单纯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国家发展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在发展初期可以这样衡量，如同对一个婴儿，用体重作为成长指标很有效；但对一个成人仅用体重、身高的指标显然是不合理的，必须考察他的智力、思想、道德等等。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单纯的GNP说明不了更多的问题，还要看他的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科技水平、文化道德等等。世界银行在研究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有人称之为“绿色GNP”。这种新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中，包含了三类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人工生产形成的经济增长；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水平；第三类是自然资源水平。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的状况、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按这种新的标准排序，中国排到了世界第162位（1998年），中国的财富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的财富也略高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最低的就是资源指标，仅为3％，世界自然资源平均水平是20％。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储备很低，你发展不了几年，资源就会用完，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什么叫资源约束呢？比如在北京这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就不应发展大量耗水的企业，我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要首都还是要首钢》，在北京这么缺水的地方，发展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重工业，是非常愚蠢的。有的人甚至认为，北京连旅游业的发展都应控制，因为宾馆耗水是非常严重的。北京应该分散城市的功能，不应该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心，不应再扩大规模。
布朗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曾经对中国有很多的希望，希望未来是中国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现在看来，我们真正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就是尽快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突围，开辟我们通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走出我们的发展困境。
（摘自《透视中国：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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