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集的旧笔记本中，有一册的主人叫张开平。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下面的文艺工作者，这册笔记本就印明是这个部队司令部、政治部所赠的“首届文艺汇演奖励手册”。册首是毛泽东、金日成的正面像与彭德怀的侧面像，金日成着西装，彭德怀的军服上插着一支钢笔，使这位武将添了几分文气。张开平年纪多大、经历如何、容貌怎样都不得而知，他所记的文字却使他的形象活现出来。里面有他的创作、读书札记、日记、抄录、记录和随手写下的感想，时间是1954年1至6月。我细观这位未成名的普通?因为普通而更有代表性?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业务笔记，对“革命文艺战士”（他们曾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力）的训练与养成有了真切的印象，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承继与因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因此而印证、丰富了我脑子里的文化史图景。作为治文化史者?我格外重视这种微末、琐碎、未入印刷的散落材料，它们使我们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观念变得扎实、充实、准确，使我们领悟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使我们与那些只会高屋建瓴、只热衷于命名与宣判的论客有所区别。与他们真是要有所区别才好。
张开平录存了他写的两段快板，读来并不出人意料，是那种鼓动战士的宣传品。一段叫《红旗的话》，说的是表彰先进的流动红旗：“我，红旗，不乱走，很谨慎。同志们，要想我，到你班，必须要够条件。工效高，事故消灭掉，劳动组织妙，全班团结好，开动脑筋把窍门找。工具和武器，没有损坏和丢掉。条件并不高，只要能做到。”这快板写得无精打彩，显见得是为写而写，敷衍成文。这种绞尽脑汁的强行写作恐怕是革命文艺战士难免的痛苦。指事为题，倚马而待，遵照领导命令，配合中心工作，这时候个人的趣味和艺术的水准都是不重要的。当然，这样的快板有时候也能写出情绪，写出情趣，如第二段《困难的本领》：“我名叫困难，没有手足没有脸。”写到隧道工地的情景：“忽然间，满天乌云遮住了山，倾盆大雨哗哗下，下得地湿路又滑，同志们衣服全湿透，那天我就来了一下。有几个同志看见了我，他们就喊：同志们加油吧！困难又来了！”“困难”最后是把自己贬低一通，把“同志们”夸奖一番。腔调有点荒唐，词句有点鄙俗，但估计这样的东西在战场、工地的人群前表演还会挺得喝彩。
一个像张开平这样的文艺战士是必须写快板的，但又不是只写快板。我们看到他对部队文艺岗位的理解远比写快板要宽阔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岗位所赋予的机会广泛地阅读、思考文学经典，看他的读书笔记会发现他的眼界、志向都高得很呢，使人不敢小觑他和他的岗位。他有一则札记叫《学习旧诗的表现方法》：“马致远的“小令”在艺术性上是一首很好的诗，短短的二十八字写出了一个漂泊者在秋天傍晚的情感。作者是用‘枯藤、老树、昏鸦、西风、古道、瘦马……’等物象把一幅秋天傍晚的乡村描绘出来了。它给人的印象为什么很深呢？因为他抓住了事物的特点。秋天是木叶凋零的时候，也是游子、骚人、落迫（魄）者触景伤怀的季节，由于作者的感情也就决定了他在诗中的语言如‘枯’、‘老’、‘昏’、‘古’、‘瘦’……等字都更加渲染了景物的气氛。抓住特点，选择更能代表感情的语言，这是这篇诗的优越表现方法。什么是特点？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就是：从感觉上说，是事物最突出的部分；从内在关系上说，是构成该事物的主要部分或主要特征。”你可以说他的文字有点糙，思路有点偏，但你得承认他的思考有理论性。他也有不究理论的时候，这时候他流露出的是性情：“我看了七遍《三国演义》，主要是喜欢看中间的一部分。如像火烧赤壁、借东风、马超夜战霞萌关等。人物里面我喜欢的是些谁呢？刘备我不喜欢，但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总希望刘备方面赢。如像走麦城以后我就不喜看了。刘备手底下的人我很喜欢，第一个是张飞，他打仗很勇敢也很直爽，在新野的时候，连吕布都不敢与张飞恋战，在四川又义释严颜，表现粗中有细。在两军阵前他只要手起一枪，对面的大将就要刺倒。”（2月21日札记）
张开平的阅读并不局限于中国古典，他还读普希金、波列伏依、安东诺夫，对他们的作品做细致分析，并用这些大家的长处针砭己短。他在5月29日读过普希金的《给娜泰霞》后写道：“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当我从具体的事例中触发了一件感想，得出了一个结论的时候，就抛弃了具体事实，这是不对的。”他称赞这首诗中“无论在起着涟漪的湖上／无论是清晨黎明时分／在菩提树的清香覆盖下／我都遇不见你”一节写得好，很情景化。但他对大家的作品也并不总是称赞。3月2日的日记有如是说：“昨天我读了《俄苏短篇小说》，《薄命的丽莎》、《驿长》、《年老的天才》这几篇深深地吸引我。其他的，我没有很大的自发兴趣去看它，因为是名人作的我强迫自己去看他（它），结果还不及看完。我认为情节是很重要（的），没有细致的情节读者也会乏味。情节与性格是怎样统一的呢？”这最后一问很见功力。从张开平的笔记我们看出，在革命与战争所带来的天翻地覆之中，文化仍然在延续、在传承，而且是通过革命者在延续、传承：这使我们对文化史、甚至对历史都顿增信心。
当然，革命者延续文化是通过革命文化的支脉完成的。不难想像张开平还细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细读了缅斯尼柯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并反复探讨如何避免公式化、概念化，这是革命文艺的常见病。他特别关心自己作品的效果。他1月11日的日记写道：“一直到现在我对我进行的文艺工作而感到怀疑，怀疑的是群众是否喜欢它，什么东西才是他（们）对文艺所喜爱的。为了解决以下的问题我要大大地读书：①作者是怎样集中生活现象而成为艺术形象的？②哪些生活是值得描写的？③它用什么方法去吸引读者和教育读者？”其心拳拳。张开平还在本上记下了他半年间搜集的语汇，多是俗语，如“赶趟”、“老天巴地”、“嫩的（得）一捏冒水”，达343条之多。他是多么地敬业、认真啊。革命文艺战士张开平今天还健在吗？
最后，我想说，谨以这篇小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