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11月确定的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书香日”重在一个“香”字，书中该有人类独有的美好和馨香，让人读书，“三月不知肉味”，四月是芳菲的时日，愿书香不仅是应景式地一日馥郁，一月扑鼻，而是香溢四季。
这些年，关于“美食”的书多起来了，近日，三联韬奋中心还在一楼显要处设了专区，品种不少。计有赵珩的《老饕漫笔》、符中士的《吃的自由》、唐振常的《颐之时》、洪丕漠的《吃福》、朱伟的《考吃》、沈宏菲的《写食主义》、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王远坤的《饮食美论》、潘桦的《发现上海餐厅》、王增能的《客家饮食文化》、张运林的《名人之吃》等数十种，这些书大都是2000年之前出版的，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出版的有5种，江礼出版的《食趣》（学林出版社）、潘江东的《中国餐饮业祖师爷》（南方日报出版社）、赵健雄的《吃相》（浙江文艺出版社）、《吃在北京》、《吃在上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趣》果然有趣，作者将川、粤、鲁、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及其它地方菜系的掌故慢慢道来，诠释词义，抉微发端，书写得朴素无华，有学有识，且以问题导向为全书结构。
《中国餐饮业祖师爷》把中国烹饪厨艺业、造酒业、制茶业、糕饼业、其它餐饮业的祖师爷的历史和传说进行了解析。餐饮业的祖师爷各有版本，各有来头，例如烹饪业的祖师，一说彭祖，一说伊尹，一说易牙，各有考据，各有论点，但料不会最终有定论，各信其信即可。
赵健雄学问文事之余，多做美食文章，《吃相》一书中多为短促之文，缘于为报纸开设的专栏。书中文字多有小趣，淡泊静雅，只是全书太平了一点。对于一个食客来说，《吃在北京》、《吃在上海》这样的书可能更受欢迎。这种书一般是按图索“吃”的好指南，但版式太花哨，文化味太弱。
《今日先锋》（蒋原伦主编）移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后已作为一种文化品牌来经营了，第12辑中“先锋聚焦”用50多个页码的篇幅来聚焦电影导演贾樟柯和他的电影，贾樟柯是中国电影新生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贾樟柯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常识性，他比别人更知道“人”在哪里。这一点他与余华虽属不同行当，却异曲同工。
西方的书籍装帧可能给很多人都留下不那么好的印象，比如汪稼明，他说：“我一向不喜欢西方书籍封面的设计，认为它们太花哨、太直露、商业气太浓，缺少我所属意的‘书卷气’。”后来是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改变了他的看法，许多西方封面让他眼前一亮，接下来他就想把这些“好扮相”的书封集合起来，便有了这本《2001·国外书籍封面226帧》，在笔者看来汪稼明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本主义的出版人，他对书的爱有时完全是生理的反应了。书的封面在现代阅读视野已不仅是形式表象了，它已经与内容混在一起，成为内容的另一种表达了。这226帧书影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西方的视觉审美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审美思想潮流。
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说：“品牌就是一个名字、名词、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这句话似乎言犹未尽，其实品牌中更多的是人气的体现，名牌更是众人的目光的叠加和选择。张瑞敏说：“什么是名牌？你卖不动，我卖的动；你卖的便宜，我卖的贵；你卖的慢，我卖的快。我就是名牌。”
沃尔马就是全球零售业领域的大品牌、大名牌，2001年沃尔玛年收入高达2189亿美元，跃居“全球500强”第一位，沃乐玛家族也成为取代比尔·盖茨的全球首富。《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自传》（〔美〕萨姆·沃尔特 约翰·林伊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叙述的就是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特白手创业、传奇的一生，书名显然有局限性，不如径直就叫“沃尔玛”即可。老布什总统在颁给萨姆美国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奖”时说：“萨姆·沃尔特，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他具体展现了创业精神，是美国梦的缩影。他关怀员工，奉献社区，而希望与众不同的是他生平事业的特色。……他具有诚实、希望和努力工作的美德。”翻看全书，他的工作创新精神和求实意识以及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沃尔玛的灵魂，是其无坚不摧的核心竞争。萨姆总结自己企业成功经营的十大规则：1．敬业。2．与所有同事分享你的利润，把他们视为合伙人。3．激励你的合伙人。4．交流沟通。5．感激你的同事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6．成功要大肆庆祝，失败则不必耿耿于怀。7．倾听公司中每一位员工的意见，广开言路。8．要比顾客所期望的更好。9．比对手更好地控制费用。10．逆流而上，另辟蹊径，藐视传统的观念。这些都似乎是平常的话语，但要想做到并不容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经济学家茶座》已经“开张”两年了，也已成为一个名牌，据悉山东人民出版社还将乘势开发“连锁机构”——《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和《批评家茶座》，届时希望能茶香四溢，惠及四座。
“新东方”同样是一个品牌，几个北大的教师创办了一所民营外语学校，几年的时间成为同行业老大，更有成为“民族英雄”象征的趋势，成长的过程必有风雨，但“新东方”绝对有迅速生成的内力。《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继《大国寡民》后又推出厚厚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一年多来，他用独立写作的精神和社会价值批判的立场来审视“新东方”，对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驾马车”等人进行了深入采访，五易其稿，状写出了这座新生代名校的内蕴。
因为钱钟书的“名人效应”，“钱学”也就成了一个品牌。“钱钟书研究丛书”（李洪岩、辛广伟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共8种，列入了近年“钱学”的较新成果，对钱先生的人和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
朱伟一所著《走过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法律·人文·社会”、“法律·公司·证券”和“客舟听雨”。朱伟一是一位律师，他以美国的法律社会状态为背景，举重若轻地记述了许多法律趣闻，还多是热门的话题，比如隐私权、性骚扰、美国人为什么亵渎国旗、人权、古巴小埃连、李文和案、“反托拉斯法”等等，把法理和对法的哲思溶入平静的叙述中，从容不迫，亲切中有理性，轻松间显睿智。
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新近出版的《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是他的一本随笔和言论集，多切近中国现实，他认为：“重宏大价值而轻具体制度可能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官僚和文人双重角色合二为一，科举取仕在妨碍了知识分化的同时又加剧了美文治国的倾向与空谈误国的后果。‘君子不器’的副产品是我们的经典政治论说中充斥着‘可以惊四座而不可行一步’的宏大叙事，整个国家的治理却是迟迟走不上轨道，只能在一治一乱之间徘徊。”
庄周的《齐人物论》中这样形容史铁生：“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对史铁生褒扬有加，这在庄周通常的解构和反讽基调评论中极为少见。史铁生着实是有病而绝无病态的人，他甚至比健康人还健康，因为他的思考更深入，常常在生死的边际上游走思维，因此更具有震撼力和宗教感。这在他新近出版的《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体现得更充分。从这一点上说他的超拔和透彻与疾病不无关系。
这是一本类似格言式断想的书。
家人的疾病和自身的命运同样考验着台湾的赖东进，他无可选择地生在极为无助的家庭中，父亲是后天盲人，母亲与大弟精神残障，全家12个孩子，他是老大，一家的每天饭食需要他乞讨而来，他曾在墓地穴中睡过许多年，要按俗人之理说这样的孩子难以成器，起码心志不健全，但赖东进却自强不息，且心底出奇地良善阳光，终于成长为主流社会的标志性青年，但回顾来时路，写了《乞丐囝仔》（中国青年出版社），让许多“健全人”由此看见人性的终极力量。
最近，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在陈平原先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北大出版社）中现身。这本书从研究1950年以前的几种《中国文学史》出发，特别是林传甲、黄人和1955年的红皮本的《中国文学史》，从中寻绎出文学史的理论之旅，并由此看到历年中国的学术思想变化和社会背景的熏染，作者的梳理爬剔功夫做的很扎实，给人读之信然的感觉。虽然“也许我们能够看见的只不过是我们情愿看见的东西”（作者语），但其中的历史逻辑力自在。
这几年有不少关于俄苏20世纪的文学史的书出版，其中蓝英年、雷颐等人的文字给人极深的感悟空间。年初《20世纪俄罗斯文学》（〔俄〕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又让我们再度关注这个邻居大国的文学史观的新变。
《伟大的传统》（〔英〕Ｆ·Ｒ·利维斯著 三联书店）则是从英国小说史上“几位真正大家”入手，梳理和阐明英国小说传统之伟大所在的书。这样的大家有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作者对哈代和狄更斯则不愿说什么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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