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华北大学第三部的美术系与北平艺专合并，徐悲鸿任院长、吴作人任教务长、王朝闻任副教务长，胡一川任党总支书记。1950年4月，文化部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
朝闻自1937年离开杭州艺专，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后十余年间，除了搞雕塑、木刻、漫画、壁画、连环画、速写等美术创作之外，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46年他在华北大学美术系任教时，除教授专业课以外，还根据美术系主任江丰提出的美术系的学生应学点美术理论的意见，奉命编写了创作方法的讲义，试讲的效果不错。但当时他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从未产生过丢开雕塑创作而去专门搞文艺理论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我从30年代初就很关心美术理论，也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雕塑创作拘于匠气，并未企图兼攻理论。”
北平解放不久，主持天津《进步日报》副刊《进步美术》的木刻家李桦教授向江丰提出，这个副刊办起来不容易，希望得到江丰及其他老区来的同志们的支持。热心理论的江丰便要朝闻给《进步美术》写些稿子。这个任务同他的兴趣和专长对得上口径，他乐于照办。为《进步美术》写的一些短文，多是他长期思考的创作实践中的问题，针对当前的需要，以致友人书的方式写作，读起来既不感吃力，文字也质朴自然；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从事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从读者来信和编者的反应来看，它们在文艺战线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出人意料，这些短文竟也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注意，并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一些称赞的话，说：“你们看过王朝闻的文章没有，有点马列主义嘞。”首先向王朝闻传递这个信息的，是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丁玲还说：“他?指毛泽东?平常很少承认这‘一点’。”朝闻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的写作会得到人民领袖的赞许，毛泽东的称赞，给予他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他继续写作的兴趣和热情。“文革”期间，有个造反派头头对他在《新艺术创作论》初版自序中，谈到写作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时说的“其中有我们最敬爱的同志的鼓励”，反复逼问“最敬爱的同志”指的是谁﹖因为此事涉及毛主席，朝闻避免惹出新的麻烦，装糊涂未予正面回答。这是后话。
记得他那天晚上从《文艺报》回到家里，脸上兴奋的神态，流露出内心的激动。他先郑重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外传之后，才简略地向我叙述了这个可喜的消息。尽管他自己从未向朋友透露过，领袖的话还是不胫而走，很快传布到学术理论界。
自此之后，他同理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得更勤奋，更认真，也更艰苦了。如前所述，解放初期他在中央美院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还主持美协的机关刊物《人民美术》的编辑工作。白天忙这一摊子工作和教课，晚上又常常要应约去看戏或看电影。对报刊编者的组稿，他认为这虽是工作任务之外的事，但却反映着客观的需要，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不得不挤掉自己睡眠的时间。他每天凌晨三时起床，泡上一杯酽茶，在那万籁俱寂、夜深人静之时，开始他的写作。他怕影响我的睡眠，就用一张旧报纸遮住灯光。常常我一觉醒来，仍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全神贯注于写作，在烟雾缭绕下，只听见笔尖发出的沙沙声，每当这时我总是提醒他“该睡了”。但是不论怎么劝阻，他总是那句：“马上就完”，人却仍然坐在桌前一动也不动，天天如此。院长徐悲鸿先生见他愈来愈消瘦，恳切地劝他工作要有劳有逸，不可像油灯那样，点到了油尽而燃烧灯芯，后悔就晚了。他虽感谢徐先生的关心，却未摆脱越来越重的写作任务。除了被剥夺写作权利的“文革”期间，数十年来，包括到外地出差、出国访问或住医院，他这种早起写作的习惯从未改变。而且他研究问题和写作的热情及兴趣越来越高，已经欲罢不能了。
每写完一篇文章，他就把草稿交给我誊写和提意见；这么多年，我一直做他文章的第一读者。当年我不过是个文艺爱好者，对文艺理论本是外行，但朝闻认真听取外行人的意见，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他就修改。这样从春末到冬初，差不多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写成并发表了四十篇短文。当时在出版总署工作的王子野亲自写信给他，提出将这些文章结集交给新华书店出版(1949年时，出版和发行还没有分家，新华书店一身而二任；1953年分家之后，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美术》编辑陈伯萍遵照朝闻的意见，将文章按生活、思想、艺术分类编辑，由友人李可染请齐白石老人题写书名，年底就将文稿交给了新华书店。那时出书周期很短，交稿只不过半年时间，一本崭新的文艺理论著作《新艺术创作论》便与读者见面了。新华书店对这本书很重视，破例在橱窗里做了突出的宣传。
《新艺术创作论》全书的基本内容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阐述生活、思想和艺术形式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他着力分析想象这一艺术思维的重要特征时，从它的产生、发展都植根于生活之中的特点，把艺术和生活联系起来，做了深化一步的阐释，使其论点具有毋庸置疑的辩证性。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具体论述了艺术创造的各种问题。其中关于美术的特殊性，题材与主题的独创性，意与境谐，状物与抒情，典型与真实，写形与传神……等等，都不乏精当的见地。
韩羽在祝贺朝闻90诞辰所作的漫画题字中也谈到了这本书：“年轻时虽喜绘画，苦不得门径。一日，偶于书店购得《新艺术创作论》。如盲者忽然见日，聋者遽然闻声。如饥如渴，反复诵读，将厚厚一册背得烂熟。”韩于2001年5月发表在《美文》杂志上的散文《信马由缰》，在“忘年交”一节，又谈到对此书的感触。近日托崔自墨把他十分珍视、在文革中藏在碗橱的夹层中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这本《新艺术创作论》带给王，希望他在书上题字留念。朝闻欣然命笔，题了“患难识知音”，并做说明：“这本化妆尚不安全，在碗柜夹缝里得以存活的书籍，它的不幸遭遇，隐藏着幸运。而且，此书传奇式的经历，恰好证明书中论点例如矛盾的魅力，含蓄的美与间接描写有普遍意义。韩羽同志珍爱书籍，让我这一题词损其空灵特征。王朝闻于2001年儿童节。”
如前所述，朝闻的前半生除了教书、宣传抗日，就是和泥菩萨打交道，在延安不过是发表过《再艺术些》等一两篇短文的业余作者，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写出了这么一本系统而富有独到见解的艺术理论的著作呢﹖说怪也不怪。怪在恰好出现在全国解放的初期，正是可能施展他的雕塑才能的时候，却踏上了理论之路；不怪在于这个成果并非从天而降的，它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是他长期关心和研究创作理论的必然产物。
《新艺术创作论》写作于1949年，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刚刚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迫切需要以新的文艺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美术》等文艺刊物相继创刊，《人民日报》等新闻报纸也相继办起文艺副刊。社会对文艺理论的需求增加了，而当时从事文艺理论写作的人还不多，结合文艺创作的规律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更少；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一些文章的称赞传出之后，无形中增加了对他的文艺理论文章的需求。也由于他个人的勤奋，一时成了文坛上活跃的文艺评论家之一。
从这本书的观点，不难看出，正如友人所说，朝闻的眼睛非常毒，一眼就可以看出艺术的美与丑。比如他对石鲁的推荐，对齐白石和宋人小品画的赏析，对列宾《拒绝临刑前的忏悔》的分析等等，都有独具慧眼之处，都表现了他长期在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中所形成的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近来，我同他谈起这本旧书时，他说“它反映了我参加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观的雏形。它也表现了我当年的治学经历和治学的个性，我的许多论据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自己、以及别人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如果说我的审美观点与机械论和唯心论有明显的区别，关于这一点这本小书颇有代表性。”
事实上《新艺术创作论》的写作和出版，标志着他从雕塑创作向文艺理论的转变，是他踏上艰难而曲折的理论之路的开始。几十年来，他创作的雕塑作品虽然少了，但他以富有个性的美学思想在文坛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本刊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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