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一生都在从事公共演出事业的人来说，他能否准确无误地感知观众对他演奏的反应?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十分必需的。他对观众的反应应该绝对不会搞错，这就像小狗知道它从人那儿得到的是怜悯、恐惧还是不耐烦一样。在我的经历中，音乐会的气氛一直都很友好、热情；这是我多年演出积累起来的，是我所期盼的，也是我所引领的。但有时音乐会会很失败，完全没有那种热情。战时在阿留申一个叫阿达克的小岛上就是这样。我和巴勒当时正在赶往西方，中午有几个小时能在该岛停留。那儿的军官就建议我们利用这一空档在营地电影院举行一场现场音乐会，并为此把原定的电影延时放映。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一半的观众是看完了上一场电影后留下来的人，他们反正无事可做，就好奇地想知道这个小提琴手要带给他们什么；另外一半观众则愤恨不已，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好久才能看到他们喜爱的电影明星。两三首曲子之后，我意识到我不可能用音乐与这些观众沟通，于是演奏完《万福玛丽亚》之后我中断了演奏，继而离去。在波多黎各也有一次类似的失败。那儿的组织者们对宏大的场面情有独钟，他们安排我作室外演出。为了纠集庞大的观众队伍，他们用卡车从附近的军营拉来了一车车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士兵并不知道我，也从未听过我拉的这种音乐；而且他们也根本听不到任何音乐，因为现场的扩音设备奇差，第三排之后的听众就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这些被“抓”来的听众烦躁异常。一直在说话，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又一次提前结束了这个错误。
一般来讲这样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通过演出前的宣传以及出售入场券可以保证来参加音乐会的是喜爱音乐的观众。这种筛选的过程远比理想主义者愿意承认的更有效。一般来说免费音乐会的听众对音乐会成功与否并不关心，他们就像是烦躁的苏丹，除非山鲁佐德能吸引他们听她讲的故事，否则他们就等着砍掉她的头。但纽约中央公园的听众却是一个例外。而另一方面，参加慈善音乐会的人们觉得付过高昂的门票之后就算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因此很难指望他们对音乐再表现出多少热情。他们所付的价钱总让我觉得音乐实在是很珍贵。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不同的听众，全世界的听众更是多种多样，但还是能概括出每个国家听众的特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欣赏自己本国作曲家的作品，如英国人喜欢埃尔加，法国人喜欢福雷，德国人喜欢雷格尔，而是因为他们整体来说对音乐的反应本来就不相同。
德国听众和日本听众是所有听众中最守规矩最懂礼貌的。日本听众安静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两个美国人在一起要占去比一千个日本人更多的空间，制造出比一千个日本人加在一起更多的噪音。演奏者几乎感觉不到日本听众的存在；对不懂得日本人、不了解情况的音乐家来说，日本人让他们的信心大受打击，因为你几乎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却在死死地盯着你。鼓掌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礼仪，但和其他西方的习俗一样，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鼓掌在战后的日本已经很通行，欢呼和喝彩也相当激烈。德国人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们由热爱激发起的热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到的：一曲终了的时候，掌声从来不是立刻就响起，而是先有一阵沉寂，与乐曲开始前的安静相衬托，感情在静寂中酝酿；之后，整个大厅都响起了掌声，整齐得就像是一个人那样，因为德国的听众从来都是整齐划一的。而在以色列则相反，每个人都是异议持有者。从特拉维夫的弗德里克门音乐厅的舞台上向下望去，在第一排观众席上有多少个听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有人疯狂地鼓掌，而他的邻座则架着胳膊，根本无动于衷。通常是整个一场音乐会下来之后才能把这些顽固的个人主义者融成一个整体；演奏者会发现他必须一个一个地征服他的听众。
我对英国听众有一个不公正的看法，认为他们总是在演奏舒缓乐章的时候咳嗽、打喷嚏，但事实上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事实上我发现，即使在英国最小的小镇里，人们对音乐的反应也是相当真挚感人的，那是真情的流露，绝非矫揉造作。我对他们有这样的好感或许是因为我太偏爱他们了，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赞誉，有时是在后台上，有时是在信件中，或许我为他们演奏早已让我们成了朋友。我对莫斯科的听众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与我对那里的学生的记忆分不开的：他们好像对别人都不知道的音乐里的旮旯、通道相当熟悉；他们的脑袋就像是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最后一幕中男爵的私生子那样，总是在最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俄国听众也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一次在敖德萨音乐厅里坐满了人，有多少犹太人就有多少俄国人，他们的欣赏水平都是一流的。独奏会之后，许多好心人聚集在艺术家休息室，说了一些赞美我的演奏的话，还对我对作品的理解评论一下，如此泛泛；但有一个人却非常专业地问我在这一段或那一段上我的指法是如何如何的。
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在我看来个性最强的人就是法国人了。战后不久我和路易斯·肯特纳在巴黎的普雷耶尔大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礼堂内挤满了人，走廊两边的加座也都支了起来。我们提议演奏一曲巴托克的曲子，在那个时候巴托克在法国还不大为人所知。观众在静寂中听着，或者说他们在静寂中思索。当《第一奏鸣曲》奏完的时候，听众爆发出了相当热烈的掌声，而同时席上也有人在喊“荒谬?”、“胡闹?”。据我所知，这是我惟一一次遭遇到立刻的反对。并没有人扔西红柿，事实上他们的反对只激起了其余听众更热烈的掌声，掌声是如此之长久，致使我和肯特纳回到了前台重奏最后的乐章。因为末乐章相当长，要重新听它一次可不是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安静地受得了的。有个人坐在中间走廊的加座上，从舞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报纸?法国人能把报纸折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小?，慢腾腾地将它展到最大，然后带着一种夸张的动作开始读，一直到我和肯特纳演奏完巴托克的曲子为止。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大概是因为法国人太知道货币的价值了；他既已付了钱，就要做出那种样子，并且一定要听完整场演出。
正如我前面讲过的，美国听众最大的美德就是包容、开通。1951年经我撮合，印第安人音乐家阿里阿克巴·可汗和查吐斯·莱尔受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邀首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就立刻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美国人并没有歧视的藩篱要打破，相反他们对新生事物倒是情有独钟。当然，这样一种心态与美国的历史有关。1957年12月由我引发了一场争论，我的国人对此的反应也反映了美国历史对国人的影响：偏爱自发的主动性而不是传统或权威的管制。
那次事件上演的舞台是由纽约爱乐乐团提供的。我原定要与他们合作，在连续四天里进行四场演出。第一场演出是在12月12日，星期二，我演奏的是布劳赫的协奏曲。这是一首几乎被人遗忘的曲子，很少有人演奏，而我坚持在演出的曲目中加入这一首曲子，以纪念这位伟大而又被人忽视、衰老多病的作曲家?布劳赫那时已经病重，并于1959年去世。听众的掌声持久不息，他们是那么热情，我于是就问当时的指挥普雷威泰利是否可以再演奏一首曲子。他同意了，于是我又独奏了一段很短的巴赫的无伴奏曲子，人们的反响也很好。这是很普通的事嘛，你会说；但是我一到台后，就被告知我的加演远不是什么平常的事，而是已经打破了，不，不是打破而是亵渎了纽约爱乐乐团的好传统。直到今天，纽约高雅的音乐传统也将加演视作独奏者的自我放纵。这一高尚的传统也得到了希望按时间表演奏曲目的乐队指挥的支持，乐队的董事会也一样。在他们看来，独奏者演奏的时候，其他的乐队成员坐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他们可不想为此超出的时间而付钱。由于指挥普雷威泰利是请来的客席，不懂纽约爱乐乐团的这个独特的奥妙而同意我加演，这也就罢了；但我可是演出的老手了，我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而在那个热情洋溢的时刻，我所做的只是顺应了听众的感情需要，正如我在巴黎、罗马、维也纳、柏林或是伦敦所做的那样。
第二天的评论一致口诛笔伐我的罪大恶极。在一些乐评家狠狠讨伐我的礼貌问题的同时，这件事本身的戏剧性和幽默却让另外一些人发笑。这其中就有《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报道此事的文章被冠以这样的标题：《梅纽因多奏了一会儿，董事会暴跳如雷》。这些报道的结果使得定在星期五下午的第二场音乐会被炒得沸沸扬扬，而通常这样一场音乐会在任何别的时候根本不会引起外界更多的重视。星期五是一场募捐演出，通常观众将听募捐演出视作一种日常的责任，就像理发、看牙医、参加俱乐部活动那样。他们的掌声从来都是点到为止，只要还合乎礼仪也就够了。但那个星期五却不是这样。音乐厅里的人满得不能再满了，每个人似乎都认定了我应该加演。我并没有试图去鼓动或讨好他们；就算我在舞台上吹口哨、练倒立，他们的反应也不会更热烈了。他们拍着手、跺着脚、呼喊着直到我又回到舞台上。我总共谢了五次幕。和他们一样，我也是热血沸腾，在乐队的支持下我为他们作了加演。
而这就把一个音乐界的分歧扩大化为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于报纸也发表了社论。让我欣慰的是，大多数的人都赞同、肯定个性的表达，反对从上而下制定规则。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应该顺应公众的意愿，反对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的干涉。有了这么多的支持，我在星期六晚间的音乐会上作了一次大胆的辩驳。音乐厅又一次坐满了人。音乐会结束之后，观众席上又一次爆发了非同寻常的欢呼声。这一次我没有让我的小提琴为我说话，我也没有让我的小提琴对他们说话。相反，我作了一次演说（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我相信我不会冒这个险）。我对他们说：“我不可以加演，很快你们也将不能鼓掌了。如果巴赫知道他的音乐对纽约爱乐乐团的传统和财政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很难过的。尽管这些场音乐会和其他大乐团的音乐会不一样，尽管这些音乐会正受制于非音乐的因素，但我可以代表舞台上的同仁和我自己告诉你们：我们感谢你们热情的支持；只要你们喜欢，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尽可以鼓掌。”戴安娜和我的经纪人库尔特·温霍尔德都责备我，认为此举太不明智。他们的忧虑和不安足以让我打消在第四场、也就是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再有什么行动的念头。但听众在那场音乐会上一直在欢呼，持续的时间绝不比我作一次加演用的时间短；无疑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摘自《未完成的旅行》，东方出版社出版，定价：32.50元。社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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