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孙中山积劳成疾，得了肝癌。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因而也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佑任、陈友仁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由该会议而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称书记），鲍罗廷为顾问。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后，苏俄与共产国际派出了一批顾问帮助孙中山工作。鲍罗廷于一九二三年由苏俄政府派到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的最高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此时亦来到北京。此间，吴稚晖与鲍罗廷屡屡发生争执。
关于吴稚晖同鲍罗廷的争执，于佑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十四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是我们首次共事。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与鲍罗廷的争辩，更为激烈。起初鲍罗廷把稚老当作一位中国老儒，到讨论终结，才知道他是一个博学多闻而有超越见识的时代大学者。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从这时起，吴稚晖对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开始持反对态度。
孙中山住院后，医生就根据过去的病情与现在的危急情况，建议开刀。经宋庆龄劝说，孙中山乃允诺。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实施开刀手术，医生检查全肝，发现已硬如木头，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虽可用镭锭放射阻止癌细胞蔓延，可也为时已晚。
二月十二日，张静江见西医治疗效果不大，建议改用中医。宋庆龄、孙科及周围的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用中医，只能迁出医院。十八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著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时至今日，肝癌仍属不治之症，当时的医疗水平就更不必说了。延至二十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舅子）、孔祥熙（连襟）四人为代表面恳孙。孙中山病情虽很严重，但神志却清醒，见汪精卫诸人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
汪精卫素有口才，当年去南洋演讲，滔滔不绝颇为动人。那时陈璧君为情窦初开的少女，亦随其母去听演讲，顿被既有口才、又是一表人才的汪精卫所吸引，乃苦苦追求，终于成功。这次，汪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关键时机，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在旁边小心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开门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哭声，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对于汪精卫念的那份遗嘱的草稿，国民党编写的党史上称，是汪精卫起草的。可是，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总理临危时，于佑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由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亟应更正。
于佑任也多次讲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
不过，吴稚晖本人倒一直没有说遗嘱是由他起草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对遗嘱中有“联俄”等语极为不满，企图借口这份遗嘱是伪造的来推翻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政策。这年四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右派分子邓泽如跳出来大声叫嚷说：今天一个遗嘱，明天一个遗嘱，遗嘱太多。吴稚晖与之争辩了几句，邓说不过，便骂吴是汪精卫的走狗，结果两人对骂起来。
邓泽如为了达到否定孙中山遗嘱的目的，有意把事情闹大，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孙中山的遗嘱是伪造的。接着北京有影响的报纸《晨报》又称，对于邓泽如之说，至今没有一个人提出反证，足知邓说之可靠。一些为军阀政客把持的报纸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针对邓泽如对遗嘱的攻击，吴稚晖写了一篇长文：《答邓家彦书》，其中说：“就是那遗嘱，汪先生说：如何是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推汪精卫属稿，皆是不错的。”认为说遗嘱是为伪造之说纯是无稽之谈。文章除了批驳邓泽如外，并未承认是他起草了遗嘱。
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对等候在病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者。
三月十一日下午，孙中山在微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声音中，心力逐渐衰竭，脉搏细如游丝，延至次日上午九时，溘然长逝。
(摘自《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19.00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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