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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大公报》

2002-08-10 09:32:00 来源:书摘 智效民 我有话说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恐怕也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这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的学生。侯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13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一“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26年,英敛之溘然去世,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大公报》买下,使它起死回生。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进一步交往,是在1934年该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星期论文”由学界名流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傅斯年排名第六,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开辟这个专栏是张季鸾的主意,当时张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邀请名家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评;二是邀请自由知识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宽言路,扩大该报的影响。
  
  傅斯年当时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22篇,占总数的3%左右。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关于前者,可以从《政府与提倡道德》?发表于1934年11月25日?中一睹其风采。作者说:自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制礼作乐,提倡道德,其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他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教会的作用外,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所以,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强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后,傅斯年发出如下感叹:在“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的今天,“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也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如果一面如此‘帅天下’,一面又以制礼作乐,明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只是伪善与乡愿,希意与承旨,所没落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傅斯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
  
  除了英敛之和张季鸾之外,傅斯年与王芸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后来,傅斯年虽然没有写出这篇宏文,却在抨击孔祥熙、宋子文时表现出气势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们所说的这种状况不仅至今没有改变,反而还有蔓延的趋势。流风所及,就连学术界也尽是些阿谀奉承、谄上欺下的奴才相。
  
  除此之外,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王芸生写给傅斯年的那封信也值得注意。该书第二部分为“友人书信选”,收入张元济、蔡元培、陈独秀、汪兆铭、丁文江、蒋介石等的书信38封。从名单和内容上看,这些书信均弥足珍贵,可惜篇幅有限,每人只选一封。王芸生的信写于1945年11月23日,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内部的腐败和外来的侵略把我们这个国家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无论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所幸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联合国的成立,才让国人看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这性命攸关的历史时刻,王芸生清醒地看到,要想让希望变成现实,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不幸的是,正当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国家开始走向宪政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和两极分化也初露端倪,于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危机。
  
  在这方面,《大公报》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竭尽全力防止局势的恶化。比如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王芸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十几天后,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即将开始,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他来重庆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为此,王芸生在文章中写道:毛、蒋“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平心而论,王芸生对于政治谈判的云谲波诡和政治家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了熟于胸的。他这样写,不过是为了在民主宪政方面制造舆论,鼓舞人心罢了。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了国人的好感;抗日战争前期,苏联也向我国伸出援助之手,进一步赢得了人心。然而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却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是直到1946年2月还无动静。苏联政府的做法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正在这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为此,《大公报》曾以《东北的阴云》为题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人民赌国运,拼存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主要就是为了收回东北。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能顺利地收复失地,这就不仅是一个内争民主,而且还是外争国权的大问题了。几天后,以傅斯年为首的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上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声明说:这一秘密协定侵犯了中国主权,“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与此同时,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撰写《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星期论文”,分析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指出这就是日俄两国对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永不得解决,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了。在一部傅斯年的传记中有两个小标题:“学人深知亡国恨”,“御寇多见赤子情”,这最能反映传主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思想感情。近年来,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迹被重新提起,并得到国人的普遍称赞。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见解和努力却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遗忘。这些事情距今才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抑或不能了解这段历史,以便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又怎么面对即将开始的21世纪呢﹖
  
  胡适说过,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的观点,在那一党专政的时代尤为重要。当年,为了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弊政,揭露黑暗,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因此,当我们看到如今一些专家学者表面上远离政治,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的乡愿心态,并以所谓专业特长来分得一杯羹时,就更加钦佩傅斯年等人的大智大勇,并怀念《大公报》办报精神。
  
  (摘自《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2月版,定价:16.00元。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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