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人生注定要哭过笑过辛苦过，也没什么不好。哭过笑过挣扎过的人生，才真实，才踏实。
高二一开学，学习气氛就浓得不得了，连教室里的空气都是高考味。我仍然是班长。
一天下午，老师开会，让大家自习。看到全班同学满脸疲劳，我就把班干部召集在一起说，后面两节课我们不上自习出去放松放松好不好﹖班干部们都说好好好。我就在班上宣布：经班委会讨论决定，放大家两节课的假，到七星公园去玩，调剂一下绷紧的神经。
班上立时炸了窝，大家兴奋哟?没想到老师后来来了，一看教室，一个人影子都没有，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老师一急，就报告给了校领导。
第二天早上，我偏巧上学又晚了。那天，我一出门，不知空气当中哪里吹来的一根小刺，扎进了我的眼睛，一只眼睛就睁不开了。我摸到了医院，大夫帮我取出小刺，上了眼药，又用白纱布将眼睛蒙上。我名副其实成了个独眼龙。
这样一来，我至少迟到了一个小时。没想到，就在这一个小时里，我的世界乾坤大挪移了。
我捂着一只眼走到教室门口。傻了?怎么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教务处主任、班主任，全在我们班里。一个个特别严肃，空气明显的不对。
我正打算偷偷从后门溜进教室，班主任老师一眼看见我，说：“你站到门口去。”老师的一声呵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全牵到了我的身上。我又是那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众目睽睽下出丑，何况还是在一只独眼、狼狈极了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到教室外面站着，等校领导训完话，校长把我带到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校长和党委书记两人问我：“你现在跟我们说说这事的来龙去脉，谁让你把全班同学放假了，你们昨天去哪了﹖”口气异常严厉。我问校长：“他们都怎么说﹖”校长说，他们说是你“决定”的，让大家放假去玩。他又批评我：“你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都什么时候了，还跑出去玩。”我不难过校长的批评，这件事怎么说也有我的责任。我难过同学们的态度，本来是大家一起决定的事，为什么到了儿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了呢﹖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我对校长说：“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都是我的问题，怎么处分随便吧！”
学校的处理是：撤了我班长的职，在全班做检查，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
整件事情的处理过程，没有一个人说是经过班委会讨论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我理智上能理解，但我依然很难接受被集体出卖。
这事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跟别人说话，变得异常的沉闷，成绩也一落千丈。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没戏了。校领导列了一份可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重点大学里没我，普通大学里面也没有我。紧接着，班里大调座位，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好孩子都吃照顾，全部被调到了前面。我原来眼睛近视一直坐在第一排，这一次给调到了最后一排。他们已经开始放弃我，我基本上被打入冷宫。
当所有的老师，包括我自己都在放弃自己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感谢这个人，没有放弃我。这个人就是我高三的班主任孔祥玲老师。
孔老师从高二下学期分文理班后开始接管我们文科班，那正是我的多事之秋。我变得非常沉默，经常一个人在操场边冰冷的铁架子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一动不动。破罐子破摔到最极致的时候，我迟到、早退、旷课，我们家那个宽敞的曾经记录过我的欢笑和琅琅读书声的水泥阳台，我经常痴痴地一坐就是一天。
同学来家里看我，说老师问为什么不去上课，我就说：“你去跟老师说，我过两天就去上课，我先旷课玩两天。”我不知道别的孩子的叛逆期怎么样，但是我的叛逆期，我疯掉了。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荣誉心、上进心、羞耻心在那一年里全部都被冻结了。
一天，我坐在操场的铁架子上，孔老师过来，陪我坐着，问我：“你心情不好？”
我说：“你有病呀，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
孔老师又问：“你就不能早点来早读﹖”
我说：“早读多傻呀，有那工夫多睡会儿觉多好。”
我老有自己的理论，一套一套的，挺噎人。孔老师有办法对付我，她陪我坐过一个又一个黄昏。天黑了，拉我去她们家吃饭。时间长了，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对不起孔老师。
有一次，孔老师在操场上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协议，但第二天她就在班上宣布让我当早自习领读，也没跟我商量。没辙，我只好早上爬起来，准时去领读。孔老师对我那么够意思，我也得对人家够意思。这一招逼得我每天早上不得不早起，慢慢地，一点点，我迟到的毛病还真掰过来了。
后来，孔老师又宣布让我重新当班长。她不记前嫌让我重新当班长，在我看来，这跟古时的贤君起用死囚在本质上是没多大区别的。
我这匹野马疯马被孔老师驾驭了，而且心甘情愿，心服口服。士为知己者死，士也为知己者活。信任和爱，这两样我最在乎的东西，孔老师都给了我。她相信我是个好学生。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对于身处逆境的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胜过万语千言，胜过任何灵丹妙药。
在那样一个非常的时期，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候，能够握住孔老师的手，是我文清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上大学了，有了好多新同学。王雪纯是著名播音员林如的女儿，王彤是著名播音员雅坤的儿子……有很多同学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从小就受到熏陶，基础都比较好。
一踏进大学的门槛，我就明白了自己必须好好学习。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儿呢，我就老老实实地学习上了。
大一的寒假回学校，有一天中午，学校的喇叭里广播：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青年主持人大赛，有意者请到ＸＸ处报名。那会儿中央电视台正准备成立《十二演播室》，同时也为这个青年节目招青年主持人。
宿舍的人就怂恿我去报名。经她们一撺掇，我一想也是，多个锻炼的机会，试一试也没什么。结果没想到，选来选去，我是广院惟一一个在大赛出线的。
全国青年主持人大赛进入总决赛。张泽群总分第一名，获得金奖；许戈辉第二名，获得银奖；我第三名，也获得银奖，其余五名为铜奖。决赛结束后，紧接着就是颁奖晚会。
五月份获奖，七月份系里组织第一次实习。学校的原则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到当地的广播电台实习，要求好好练练普通话。
我因为一直参与主持《十二演播室》，所以央视给我发了邀请信，让我到央视实习。信摆在办公桌上，我们的一个领导不同意。台里的部主任再三打电话，说组里缺人，想要这孩子过来帮忙。那个领导还是不同意，说：“她怎么能去呢﹖她连话都还说不好，怎么就能去主持呢﹖”
就这一句话，我没去成。
这话让我记一辈子。不是要记谁的仇，我觉得他不是成心，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普通话还没练好。他只是在不太适当的情况下说了太直的大实话。但我当时确实觉得伤自尊了。
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去电视台，我们有很多同学就是这么干的。我没去，我丢不起那人。好家伙，赖到台里，听人在背后说，就是这孩子，她老师都说她连话还说不好呢?被人戳脊梁骨说风凉话的事，我文清不干。
说我不会说话，那我就好好从说普通话练起。
我老老实实回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跟着播音员学播音。在那儿呆了一个暑假，苦练话筒前状态，还别说，长进了不少。
但这话我真的需要记一辈子。太刺激我了。我明白，别看我侥幸获了奖，如果不好好学，还是没戏。我下了狠心，从练好普通话开始，剩下的两年好好读书。
没有这句话，我也许早就乐昏了头，以为自己了不得，然后站在台上，说着不过关的普通话，被千万观众嘲笑。与其那样，我不如现在被自己的老师痛骂，起码现眼现得范围小些。
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用一颗感谢的心去对待曾经苛责过我们的人。
一月一日是我的生日。毕业实习那年一月一日傍晚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鹅毛似的大雪片，在空中漫舞着，地上、屋顶上一会儿就全白了。女孩子好像天生就喜欢雨呀、雪的，要是赶在大一、大二或者是大三，遇到这么大的雪，我一定会兴奋死的，我们宿舍的几个家伙会尖叫着互相打雪仗。
可是今年不行，大家很难凑在一块儿，都在为自己的前程添砖加瓦搞建设呢。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我一大早赶到新闻部，先刷杯子、倒水、擦桌子、拖地，一切收拾干净，楼下开始卖早点，七点了。
我心里牢记着赵忠祥老师的经验之谈：“先学做人，再学做事；没事就读报，业务准提高。”学完了做人，前辈们也都陆续来了，我没什么事了，该提高业务水平了。把当天所有的报纸都抱过来，一张一张大声读。期间，耳朵还得管事，留心有没有人叫我干点什么。咱得手脚勤快呀，不耳聪目明怎么行呢。
有新闻来，我们就一条条地配音。那时候的新闻都是记者拿来了，播不播先配好音，确定好时长。很多时候，记者需要根据要求修改，改完了我们再配音。一天下来口干舌燥，每天需要配音的新闻多达几十条甚至上百条。
生日那天也是这样忙碌了一整天。看完《新闻联播》，又看完《晚间新闻》，所有自己配音的新闻都看完时，大家早都已经走了。我留下来把办公室收拾好，看看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我推着自行车走出电视台。外面只剩下漫天大雪，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有覆满白雪的汽车驰过。
骑上自行车出东门一拐，我连人带车摔在地上。路边的积雪已经结冰，我没留神。不过我穿得挺厚，雪下得也厚，这一跤摔下去，并不觉得疼。
但我坐到地上就哭起来，不出声，只是流着泪。毕业分配五月份就要定了，可我对进央视一点把握都没有，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我可以进央视，也不知道该找谁。就知道每天这么一大早就摸黑来，手冻得跟两棵红人参似的，不知道自己这样起早贪黑、殷勤表现的结果会怎样。
没有路子没有靠山的孩子就只能这样，自己惦记着自己的前程，在有限的可以由自己把握的机会里，谨小慎微地努力着，埋头苦干着，寄希望于权力人士的良心发现或者是秉公办理。从小就尝到的生存压力，让我过早地就懂得，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或是你以为这事应该如何如何，一切都得靠自己打拼。可就是这样，不敢问回报地先付出了，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呢﹖
那种人生茫茫，天大地大，不知道自己停在哪儿的茫然、无助，像阴霾的云层一样，无边无际地笼罩着我的生命天空。正是青春刚刚开篇的时候，可我已经无法无忧无虑地过自己的生日，我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只能过早地放弃这种无忧无虑，因为我不敢用下半辈子做代价换取这一时的欢娱。
我知道，我的人生是四个大字：后果自负。
我泪流满面地坐在雪地里祈祷：老天爷?请帮帮我，一定要保佑我呀，我只想进中央电视台，其他我哪儿也不想去。一连三遍，祈祷完了，我在雪地上坐着，不想起来，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放纵自己一下吧，实在有些扛不住了。
痛痛快快放完了眼泪，又呆坐着想了想，觉得独自在外，没人疼没人爱的，还得自己心疼自己。主意一定，我爬起来，心里轻松了许多。
决定犒劳一下优秀而勇敢的自己，还没吃晚饭呢。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里，我给自己买了方便面，两根一块钱一根的小火腿肠，又额外给自己买了一瓶腌制的鹌鹑蛋。过生日要吃面和蛋哪。从小过生日，外婆和妈妈都会给我煮长寿面和鸡蛋，还会特意把鸡蛋壳染上红色，热乎乎的两个鸡蛋握在手里，又好看又喜庆。在这儿没条件，就用方便面代替长寿面，用鹌鹑蛋代替红壳鸡蛋吧。
回到我那阴冷潮湿的小平房，我开始给自己过生日，烧开水，泡面，吃鹌鹑蛋。关于前程也不做多想了，我觉得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老天爷吧。还是吃饱了要紧，明天一早还得起早上班呢。
咂巴咂巴嘴，回味了一下鹌鹑蛋的滋味，我无忧无虑地睡去了，结束了我一个人的生日宴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容易膨胀的温室里，我希望尽可能使自己少些浮华、多些沉静，我想年轻人都应该学会“速冻”自己，时不时让大脑降降温、败败火。
人，只有在平和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坦然的时候，才会静静地面对自己。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等待、学会了感恩，学会了让心灵打个盹儿。
抽空让心灵打个盹儿，是一刹那的激灵，一刹那的感悟，一刹那的盘点和一刹那的释怀。
没事的时候，让心灵打个盹吧。
（摘自《让心灵打个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邮编：05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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