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对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原来靠工薪生活的，都给工作，给饭吃，除了极少数因为政治身份阶级成分倒霉的外。对于已经被“包下来”的知识分子，头等大事又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改造。
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面前，有两种身份：一是被改造者；一是改造者。被改造者是绝大多数，改造者是很少数。被改造者，就是文化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改造者，则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文教文艺部门的大小领导人，他们本人或者是或者不是知识分子，都是当然的改造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身份不同，思想、感情、态度等等都不相同。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总归不大舒服；处于改造者的地位，就会觉得改造是应该的。
本来，我作为一个教师，当然应该属于被改造者的行列。可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南宁一解放，我第一个受命担任的工作，却是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南宁市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的副主任，进入了改造者行列。这就和我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相同，决定了我解放后的道路。
过去胡乔木指责我只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我不能承认。现在解放后对我这样的使用安排，倒是等于承认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然不可能要我来担任这个全南宁市思想改造方面的领导工作。我自己对参加领导，也是当仁不让。过去我曾多次组织过这样的讨论，如何拟讨论提纲、如何作中心发言、如何做讨论总结等这一套，我早就胸有成竹，现在正好可以用上。
谁知，派来当秘书的那位市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却说，发提纲的方法已经旧了一点，说老区与部队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这让我吃了一惊，连忙向他请教。他告诉我，在老区和部队，要先做大报告，然后分组漫谈，以暴露思想实际；然后再将思想实际中最突出、最有普遍性的问题集中起来，交给大家讨论，畅所欲言；最后，作总结性的报告，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系统、明确的肯定和否定，使大家认识提高一步。他说，这叫作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发挥自由思想的方法，比发讨论提纲的方法好。
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我的第一个主张就被否定了。当时我就同意采取“新方法”组织学习，并且在暗中观察效果。记得我还写了一封信给胡风，向他谈了自己对“新方法”的看法。他回信说我所看准的“新方法”很好，肯定了这个方法，说它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在教师讲习班学习期间，省、市好几位领导都来做过报告。所有报告我都特别注意听，当作理论来听。那时提倡向老干部学习，胡风也经常在信中同我谈起这个问题，说要用老干部们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
讲习班结束的时候，我自己的收获是在学习方法上面，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种暴露思想实际以改造思想的方法，佩服它确实比高谈理论更有效果。
解放后我第一次和胡风、路翎他们见面，是在1950年的10月。那是广西解放的第二年，我作为广西省南宁市、也是广西省的惟一代表，到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的全国中苏友协工作会议。在北京，我会到了胡风，也会到了路翎。
和胡风、路翎他们见面，那是很激动的。我们1947年分别之后，这还是头一次重逢。虽然只有两三年时间，但中间经历了解放，经历了这么大的胜利，当然是很兴奋的，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
见面后，我就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谈我自己的思想应该怎么样改造，征求他们的意见。那都是些摆在桌面上的话题，并没有想保守什么秘密。他们当时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应该改造，理论上都承认的，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总是对我介绍的情况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这个问题你谈得了吗﹖”“那个提法不一定很准确啊……”等等，就像这样发问，表示不同意见，有时甚至还争几句。我记得那几天我反复跟路翎和胡风他们谈，他们老觉得我的想法太过，而我却觉得他们脑子里还是一些解放前的东西，还没有转过弯来。
我们在交谈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思想学习。这实际上是过去胡风给我写信谈得最多的问题。他要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目的是解决《论主观》的公案，提高认识，做自我批判。那时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还很简单，觉得他仅仅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化提法。
1951年12月4日，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宣传处处长陆地和省文联秘书长陈闲等几人，到邕宁县土改试点区的陈东村，听他们的土改工作总结。那个报告不大好听，屋里又阴冷得很，我跟陆地、陈闲溜出来，到稻草堆旁边晒太阳。大家袖着手，七嘴八舌地聊起来，不知怎么就扯到1942年延安整风。陆地是鲁艺毕业的，知道很多当时的情况。他说，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批判鲁艺，批判周扬。
陆地是无意中谈到这些情况的，但我听起来却很新鲜。过去我从来没听说过周扬也会挨整，老觉得对胡风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周扬在里面起了作用。他这么一个当权的人，过去在30年代为“两个口号”之争，和胡风有那么多的积怨，如今难保不会把主观因素带到工作中去。虽然我并不知道周扬在里面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但总认为毛泽东肯定是听周扬一面之词的。所以认为，改造是需要改造的，《论主观》做检讨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把周扬和胡风历史上个人恩怨搀和在里面，改造变成向周扬个人低头，就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脸。现在听陆地这么一说，心里亮堂了，看来延安整风并不是周扬在那里借机整人，他自己也挨了整嘛！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整”这个概念，“整”叫作“批判”。那么，周扬这样一位当权的人，也有挨批评的时候，可见思想改造是无情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于是，我一回来就下决心检讨，下决心写一篇长篇的检讨文章。
思想障碍排除了，我非常兴奋，我分三次把文章写出来。
这时，从北京下来一个文艺界土改工作团，鲁煤也在里面。鲁煤是剧作家，是胡风、路翎的好朋友，这次见到鲁煤，我就把刚写好的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
我的想法也毫无保留地跟鲁煤谈了。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就是我的那篇检讨文章。他从我的谈话中，似乎感觉到什么，立刻给胡风写信，给徐放写信?这些都是很后来很后来才知道的?。大意就是说我的“新理论”变化太大，把过去都否定了，提醒胡风要多了解我。胡风给鲁煤回信，指出我的思想方法问题，说我过去就喜欢搞逻辑分析，脱离现实过程，往往从现象入手，凭观念演绎，所以“五四”积极性的东西没有进入血肉，现在很轻易地就丢掉了，而向弱的一面浮去。现在回想起来，鲁煤的判断是正确的，胡风的分析也是深刻的。
就在我参加南宁市“五反”工作那段时间，全国文艺整风运动一下子搞起来了，各种批判文章经常在报刊上登出来，五花八门。过不久，路翎作品也开始受到批判。这在我，并不是个新鲜事。我过去在给绿原的信里面，就对路翎的小说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他的小说歌颂的是半疯狂半流浪的农民。而这时各家报刊的批判，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还有一个报刊批吕荧，说他在高校讲“文艺学”，把毛泽东思想放在讲义最后一章，轻描淡写地讲几句，致使学生受到影响，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随便翻翻的“参考材料”。
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关注。
我虽然写了一篇万把字的《向错误告别》，但思想上却一直轻松不起来。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做这么一点工作，很不够。越来越感到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像样的交待。
5月，该纪念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这样，我就下决心了，把过去思想归纳一下，把当时报纸上正在批的吕荧、路翎等几个人，特别地点一下，说明这几个人过去同我都有同样的思想错误，现在报上批了，我们应该从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开始，希望大家都来过过思想改造这一关。于是，1952年的5月中旬，我就写出了另一篇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记得很清楚，是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当时有一批同类的文章陆续发表，都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
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实际上就是胡乔木注意到了。两个星期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转载出来，而且前面还加了按语，把调子提上来了，说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本来，我只觉得胡风的缺点，不外乎就是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文章里面谈到的那几点：“神经质、繁琐，以及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他在进步文艺界树敌太多，孤立自己，也还是由这几个缺点发展起来的。这个我早就感觉到了，也侧面向他提过。至于他的整个思想，我还是认为无产阶级的成分居多，这一点我向鲁煤也谈起过。我在文章中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所指的是阿垅、绿原、方然，我认为我们这几个人思想上都有共同的错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但是，胡风的思想，并不等于我们这几个人的思想。现在，《人民日报》的按语一下子点出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叫人吃不消，这顶帽子的重量谁都明白，尽管是文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也不得了。
后来才知道，按语正是胡乔木写的。像他一贯的文风，字斟句酌，很讲究轻重分量。我当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这些谨慎措词的用意，觉得上面还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因此自己应该更加下决心继续检讨错误，沿着改造思想的道路再往下走；另一方面，老实说也有点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一个“小集团”的概念，影响太大了，脑子里不能够接受这种上纲上线的提法。可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状况明摆着，也不可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反过来想想，《人民日报》说的话，个人还能有什么辩解的﹖再说你找谁去辩解﹖怎么辩﹖所谓“小集团”又不是什么军事组织，它不过是一种认定，认就认定吧，本来我对于我们的内部“小圈子”的宗派倾向，就一直有感觉，也曾经跟胡风提过的。
当时全国都在搞知识分子的改造。我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所以对于思想改造没有一点逆反心理。从内心真诚地认为，确实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
总之，那时对于新的政权、新的领导人，首先是完全佩服了。对于在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经过群众讨论，纠正错误，再由领导做出总结这一套办法，我更是全盘接受下来了。虽然有时候也感觉到，这种方法多少有一点以权力作后盾、利用群众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的意思。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又觉得，对于少数讳疾忌医的人，拿良药来硬性地灌一下，也未尝不可。关键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治病的惟一良药。
我一向把“五四”看得很重，但早就有人?例如周作人?指出过，“五四”以来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存在群众压力的阴影。对于这样的警告，我当时并不注意。就是注意到，也不会相信。至于那种改造思想的方法，也就是把个人日常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律拔高归类到某个立场、某个阶级、某种倾向或某某主义的名下，从而判定是非善恶，判定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等做法，是否存在着不合理，我当时也毫无察觉。这种判断所用的标准，常常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乃至于小市民小农民的修身处世标准，不过换上了某种新说法而已。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这些的。显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这些地方被大大地庸俗化、教条化了。
我之所以容易接受这套东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生活唯物论”，认为日常生活决定哲学理论。本来，我对马克思主义里面个性解放的理论，一直都在苦苦探寻，可没想到自己所学到的改造思想的方法，恰恰是和个性解放相对立的。它培养人谨小慎微，自我压抑，让人成为伪君子，这与我追求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
前面说过，我很满意自己被列入改造者的行列，越来越觉得改造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但是觉得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太低，跟领导思想改造这样一种地位、身份很不相符，所以要加倍努力，要主动学习，更要加强改造。
正当我要在南宁中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好好带头检查思想的时候，中宣部突然来了通知，点名要我去北京，参加帮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座谈会。
于是我就去了北京。到北京已经是9月，安排我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并且告诉我，已经开过一次会了，说是等不及我。是什么样一个会呢？也说得不详细。大概是三天后吧，林默涵和严文井来了，我这才知道会议基本情况。
林默涵告诉我，这次会议是纯粹的内部座谈会，主要是帮助胡风认识他自己的问题，目的是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登出来。只要这篇文章出来了，别人也可以不作什么批评。说着，林又拿出两封信给我看。
这是周恩来亲笔写的两封信，一封给周扬，一封给胡风。给周扬的信中指示：对胡风应该怎么帮助，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希望他能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希望在将来的工作中，一点一点长期解决。总之，帮助要有耐心，不要急躁。给胡风的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希望多跟周扬同志、丁玲同志谈一谈，在“此致”、“敬礼”后面，还专门加了一笔：“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也多看几遍。”
林默涵给我看了信之后，说：“我们马上就到胡风那里去，把这两封信送给他看。”自从见面开始，话都是林默涵说的。严文井那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丁玲，又过了两三天才来看了我。她是一个人来的，不跟他们一起。丁玲对我说：“胡风啊，也真是的。第一次开文代会的时候，我同他到北海划船，劝他不要想得太多。我说，官也得有人去做嘛?郭沫若、茅盾他们去做官，让他们做去好了……”那意思，好像是劝胡风不要跟人去争官，认为没多大味道。
林默涵和严文并从我那里临走时，特别关照我说：“你明天也可以找胡风谈谈，多沟通沟通。”我说这个自然。他们一走，我立刻就给胡风打电话。电话里，胡风的态度倒是一点没变。
记得我是上午去胡风那里的，去了就坐在那里谈，一谈谈到吃午饭，然后走出来，到东四一个饭馆吃饭，他请我。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到天坛公园坐了一会儿，又接着谈，之后又回去接着谈。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点，胡风一直不大说话，不像过去那样，凡事都有态度，这次不一样，主要是问我，问了以后，还动笔做笔记，我讲他记。他问的内容都是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理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我就老老实实一一回答。对他的文艺思想，我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对于他的表现，我当时没有多想，觉得他要检查思想，听听我的看法，记一点参考意见，也没有什么。现在看来，他是在了解我的底细。我们一直谈到很晚，快吃晚饭时我才走，彼此还是很友好地告别，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告别。
就在刚到北京的几天里，我的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也是有来由的。早在五六月间，《人民日报》给我来信约稿，要我接着《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再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检讨与批评文章。我当时想了想，不想把这个文章写成批评或者检讨的样子，觉得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在朋友之间讨论讨论的东西，就算是争执，也是朋友之间的争执，于是就写了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是1952年6月22日写的，信中谈了五个问题，主要是否定了过去，承认我们过去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混淆替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性，接受了1945年胡乔木的批评和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这是主要的。同时也用“宗派主义”的概念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这是我本来就有的意见。“宗派主义”其实比“小集团”的提法下了一道“纲”，当时只是一个附带的问题，却引出1955年我批评胡风的宗派主义，又导致了“反革命集团”那么大的帽子，那完全不是始料所及的。
回过来说1952年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帮助胡风写检讨文章。参加开会的人，主要是一些在京的文艺界党的领导干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就是林默涵、何其芳、胡绳，其实主角就是这三个人。周扬最后做总结。大多数发言，包括周扬的总结，都是首先在政治上肯定胡风，肯定他在反对国民党斗争中的作用，在政治上是拥护毛泽东的，有这个大前提，再批评他的文艺思想。这个印象给我很强烈。
胡风文艺思想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林默涵、何其芳和胡绳他们这几个人的发言，说的都比较系统，主要就是反对思想改造，夸张主观作用，不从生活出发，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主观。不主张现实主义，对人民的态度不对头，不是热情歌颂，而是揭什么“精神奴役创伤”，什么痉挛性、疯狂性，就是这些东西。这几篇发言后来都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过的，时间大概是1953年了。周扬的总结没有见发表出来，但大致内容我记得很清楚。
周扬这个人很会讲话，他在总结开头就讲：“这不是结论，结论要由胡风同志自己作。”接着他就强调标准问题，以什么作为衡量文艺思想的标准。他说：我们要谈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问题，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有标准。当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不是没有标准，鲁迅就是标准。关于这个标准，胡风同志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但是，鲁迅的标准毕竟不像《讲话》的标准那样完整，那样准确。周扬这么一说，等于就坐定了一个“反《讲话》”的罪名。他以《讲话》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文艺思想，那么，《讲话》标准的对立面就形成了。这根“棍子”就很重了。在结论中，周扬还谈到“小集团”，周扬说：“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小集团”很多，巴金就有一个“小集团”，但巴金这个“小集团”不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你胡风的“小集团”却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就不行了，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周扬这句话很重要。
关于宗派主义，周扬也讲到了。他说：宗派主义并不是反革命。在延安整风时，批评我是宗派主义，我就想不通，我有什么宗派主义呀﹖后来毛主席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说：什么是宗派主义﹖脱离群众就是宗派主义。你既然是革命者，你就只有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脱离群众的权利……周扬这么一谈，又似乎把胡风的问题划拉轻了，好像“宗派主义”、“小集团”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当时大概是要突出胡风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点。他甚至说：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也不是完全不对，也有很多是对的，但是你有一百条正确，只要有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大错特错了。结论就是这样作的。
会议开到第四次，要结束了，让胡风表态。胡风说：大家对我的帮助很好，但是，我还要慢慢地消化。这等于完全不接受。大家对这个结局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尽管发言的内容很尖锐，气氛却依然是“坐而论道”式的，比较平和。休息的时候，大家照样同胡风说说笑笑，似乎并没有“划清界限”的意思。座谈会开完之后，作协在东总布胡同举行一个什么宴会，好像是欢送一批作家去抗美援朝前线吧，冯雪峰主持，他致辞说：我们今天欢送一些同志赴朝采访，正好，胡风同志、舒芜同志也来京开会，我们借这个机会同时向他们表示欢迎。很明显，这个时候政治上还没有把胡风划开，批评只限于文艺思想。
后来我知道，其实当时内部已经讲好了，只要胡风明确表个态，接受意见，把那个文章修改修改发表出来，别人所有的批判文章，全都不发表了。但胡风表示了不接受，于是，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人的发言，就整理成文章发表出来了。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公开批判胡风。
关于所谓“交信”问题。
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的慎重，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叶遥女士既是编辑又是我的老熟人。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
这里我要追述一个插曲，它也与胡风给我的信件有关。那是1954年的夏天，何剑勋从重庆到北京来开九三学社的一个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聂绀弩。聂绀弩知道我与何是老朋友，把我也叫去了。谈了一阵，聂请何到地安门马凯餐厅吃午饭，邀我作陪。
吃完饭了，走出饭馆，坐上聂绀弩从出版社叫来的小车，正要开车，聂绀弩忽然说：“胡风就住在这附近。”何剑勋立刻接话：“好，我们看看他去?”可我却有点犹豫。我本来已感觉到胡风对我的态度不大好，所以不想去，就说，你们去我不去了。何剑勋直嚷嚷：“去去去，为什么不去?”当时我们都已坐上了车，外面正下着毛毛雨。经何剑勋这么一鼓劲儿，我也就不置可否。这时，聂绀弩已吩咐司机开车。
那是个中午，胡风一家人大概也刚刚吃过午饭，梅志正在院子里弄弄花草浇浇水什么的，胡风本人可能在里面睡午觉。我们进了院子，梅志抬头看见我，好像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招呼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然后，进去叫胡风。一会儿，胡风出来了，开口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直冲着何剑勋过去，握手：“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了掉头往回走，一面走一面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事先不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这个“什么人”当然首先是指我，又好像也包括何剑勋。说着再往里走，马上就要跨进门了，又是回头一句，那是直接冲着我来的了：“我这里，不是那些混帐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去了。
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何剑勋愣了一下，立刻说：“这个胡风，太不对了?我们走?”于是我们就出门走了。坐在汽车上，大家都很沉闷，谁也不说话。下午，我们仍凑在一起，相约到北海喝茶，后来由我做东，请吃晚饭。下午在北海喝茶时，我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讲话了，他说：“胡风气就气在，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他当初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我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说法，很生气，我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究竟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竭力从中调解：“何必呢、何必呢?”我说那不行，他不能这么说，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了批判，事实情况明明不是这样嘛，人证物证都在，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嘛。据说，聂绀弩听我这样一讲，特地让他爱人去通知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紧张，我说拿胡风的信出来不过是要证明《论主观》确实是在胡风指导下写出来的，胡风发表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批判”，不过就是为了说明问题罢了。当时我说过也就过去了，并没有真的拿信出来。
这是1954年夏天的事，后来有人把它同以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说我那时就有“交信”的意思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那只是一个插曲，同后来引用作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那篇文章的证明材料，完全是两回事。
（摘自《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