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准备建立新中国。此时的王稼祥为了筹备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有关外交方面的事务，非常忙碌。而我这个在延安时整天忙碌的“朱大夫”，暂时没有什么工作，清闲下来。
但我的心里并不平静，稼祥要出任第一任大使，我也就成了第一任大使夫人，可怎么当这个夫人呢？我可是毫无经验，并且我对“夫人”这个词，总感到有些别扭。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稼祥，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个文明用词，并非叫你去当资产阶级的夫人，也不叫你去当官太太。”
“也许慢慢就习惯了。”我想。
接下来我也必须做点准备。当首任大使夫人，穿什么衣，着什么鞋呢？对于毫无经验的我来说，这确实需要费心思考一下。当时，没有专门为出国人员缝制衣服的地方，组织上也没有专人管理这件事。为了照顾我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发给我们俩200元钱，让我们置办服装和生活必需品。可是，拿着这些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用，怎样才能做到既节约又不失外交官的礼仪。
有一天，我走出北京饭店（当时北京饭店是中央的临时办公大楼），发现马路的南面（即现在的东单公园）有一大片场地，人群熙熙攘攘，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大片地摊，琳琅满目的百货任人挑选。我灵机一动，何不买点料子自己动手做些衣服呢？这肯定比买成衣省钱！我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缝纫，在延安时织过毛衣，手艺还很不错呢！我高兴地买了三块衣料和其他的东西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稼祥。他说：“很好，你买的衣料就带到莫斯科自己动手做西装吧！你不要为我买什么了，我的旧西装和大衣还保存在箱子里，就穿现成的出国吧！”
就这样，我的置装任务顺利完成。到任之后，我利用空闲时间，一针一线，终于做出了两件漂亮的礼服。
1949年10月20日，稼祥离京赴苏上任时，我并没有跟他一起去。那时我还在长沙，还是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关于稼祥赴任的《人民日报》社论。我是后来和应邀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一道乘火车赴莫斯科的。
11月4日，我到达莫斯科。其时，稼祥已经向苏联递交了国书，也对与我国建交的各国驻苏大使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我来之后，作为大使夫人，很多外交场合，我必须出现。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环境，我时时注意，处处小心，不多说一句话。每次出去，服装、风度、表情都要配合得恰到好处。
7日晚，苏联外交部举行宴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这是重要的外交场合。因此，我不得不做些修饰。我穿上了一件用黑色乔其纱做的拖地的晚礼服，又穿上大红色的衬裙，黑里透红，袖口细长，领圆而大。我挽着王稼祥的手臂，轻盈地步入宴会大厅，文雅而庄重——我脸上没有施粉，也没有描眉，只淡淡地涂了点儿口红，为的是要显示东方女性朴素的美。
这是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很快，我们便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我们彬彬有礼地和各国使节握手，他们也纷纷前来祝酒。宴会上洋溢着浓厚的友情，我们非常自豪和激动。
我自从到莫斯科后，几乎是天天宴会、拜会，送往迎来不断。我觉得开始这样子还可以，但不能老这样下去，有些外交场合，大使夫人也可以不出面。我是医生，很想利用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进医科大学深造。向稼祥提出了要求，并得到苏联外交部的同意，我得以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
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又因为我的俄文水平低，苏联卫生部叫莫斯科医科大学的院长单独给我上课，每周三次。课堂设在院长办公室。院长是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指定一本谈卫生保健组织和机构方面的书让我读。每教一课，他就派人带我参观一个机构。结果我参观了莫斯科的各类卫生保健机构。我极感兴趣的是市防疫站、市急救站、妇女儿童咨询所、托儿所、产院、儿童疗养所等等，学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保健知识。
同时我抓紧时间学习俄文。过去没有俄文基础，学起来当然费劲儿，但我刻苦看书、查字典、学会话。上课的时候，我只能边听边用中文记笔记。其实，就这样我也只能记下一半，剩下的一半，只好回来翻阅字典，把书上所讲的那一段中的俄文生字找出来，然后用中文记在笔记上。
由于有讲俄语的环境，我在日常口语方面进步很快。一时间我信心倍增，向稼祥夸口说，以后有使节夫人来拜访，我可以自己应付，反正讲来讲去不就是那些我已经会说的客套话吗。可没有料到，为此还闹出了点儿笑话。
有一天，天气晴朗，某东欧国家大使新上任，大使夫人按外交礼节于上午10时来我们大使馆拜会我。
在小会客厅里的古典式圆形茶桌上已经放好了水果，这是从中国运来的产品——柚子、香蕉、苹果和梨。还有两碟子瓜子和花生，也是中国自己的土产。服务员已经将柚子剥去外皮，一瓣瓣摆好。
施礼之后，互问健康，互谈天气，互道职业与兴趣。
我请大使夫人吃柚子，并介绍说这是中国南方的产品。她迟迟不动手，我又劝她，说这东西很甜。看着她的表情，我才想起外国客人吃东西时总是主人先吃，然后客人才一起吃的习惯。但那时我胃不舒服，怕生冷，不能先吃，我告诉她用刀子切开一道口，分开细皮，就可以吃里面的肉了。她依法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黄色的大桔子，而且竟如此之甜。
随后，我请她尝尝香蕉。她也许只知其名，却并没有吃过。吃时竟也用前法——用刀子去剖香蕉皮。我便亲自为她剥了一只。
当我请她吃瓜子的时候，她摇摇头拒绝，她说他们国家的葵花子特别多。她的俄文不好，葵花子说成花瓜子，西瓜子说成黑瓜子。
我们又谈起中国的名茶。她的眼睛充满向往，比划着说：“在海里的黑虫太美味了。”
海里的黑虫？是什么奇怪东西？但我又不好追问，只好点头附和着说：“是，是好吃。”
接着她又神奇地问我：“黑花蛋是怎么刻出来的？”
这可更难了，我无法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她说的“黑花蛋”是什么。我只好答非所问地说：“是，是很具艺术性的产品。”
回来后我向稼祥说：“今日我大出其外交礼节之丑。”我把和那位夫人谈论海里的“黑虫”和“黑花蛋”的经历告诉了他。
他仰面大笑，指着我说：“你，你太缺少一些国际上的生活知识。海里黑虫就是人参，外国人很喜欢吃中国人烹饪的人参。俄国人俗称为海里黑虫。所谓‘黑花蛋’，外国人普遍赞不绝口，实则是我们日常吃的皮蛋，就是松花蛋。蛋白上的碱性结晶，就像松花一样，初尝的外国人都诧异煮熟的鸡蛋怎么能变黑，怎么能艺术地刻上花纹，殊不知这是化学作用。”
他讲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是啊，语言不通会阻碍文化的交流，如果我和来访大使夫人俄文好的话，就会避免这个笑话了。
我们在莫斯科使馆期间，最大的事件就是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为了保证访问成功，稼祥在外面忙个不休。我以前就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这次更要承担起照顾他的任务。尤其是当中苏之间的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斯大林不照面，把毛主席冷落在郊外的别墅里，气氛比较压抑。对此，稼祥非常着急，他让我停止学习到别墅去专门照顾毛主席，苏方虽有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我。
下午上课后我就向教授请假。翌日，我就驱车来到了斯大林别墅（毛主席访苏期间下榻于此）。工作人员给我在楼上准备了一间房子。这时主席还没有起来，我就上了楼，接着读自己的书。一会儿，工作人员请我上街按苏联医生给毛主席开的药方去买药。他们开的药很简单，无非是些维生素和安眠药。我们一会儿就买好回来了。这时，毛主席也起来了。我忙找了一个玻璃杯，放进去饭后服用的四粒维生素Ｃ，在工作人员的房间里等待。
一会儿，我看见毛主席和费德林?他是斯大林的翻译，在毛主席访问期间，他每天来别墅陪伴毛主席?一起到餐厅共同进餐，便拿着玻璃杯，走到餐桌边请毛主席服药。同时礼貌地向费德林问好。
“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又是我们的医生。”毛主席笑着对他说。接着毛主席请我坐下来吃早餐。费德林向招待员示意摆上一份餐具。
我回答道：“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说完，准备走。费德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又回头观察毛主席的神态。大概他认为，一位大使夫人，怎敢不听国家元首的命令？可我还是离开了，回到了工作人员的房间。
不一会儿，主席就又差人来请我。我执拗着不去。工作人员回去不久后又返回来，说：“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
我勉强地走了过来。毛主席用不寻常的眼光看着我。
我对主席说：“我已经吃饱了。”
“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
毛主席这番话，惹得费德林一阵大笑。他恭维毛主席说：“毛主席，您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
“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毛主席见我坐下，立即夹了一块火腿放在我的盘子里，又挑了一点黑鱼子，放在我面前的一块面包上。
我吃了一口，看一眼毛主席，他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点了点头，是啊，我明白了，毛主席明是在说我，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目前的僵局，他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露声色，这正是他方才所说的“宽宏大量”，而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费德林是聪明的，他看着我们的表情，大概心中也明白了。
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毛主席住的别墅热闹起来。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我驻苏大使馆在2月14日这一天，在莫斯科的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联党政和各界人士。这天，斯大林也出席了，气氛很热烈。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宴请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宴会上，坐在我左边的是赫鲁晓夫，坐在我右边的是米高扬。当时，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
爱说话的米高扬问我：“你是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吧？”
“是，而且是医生。”我微笑着回答。
“噢，是道克特（医学博士）！”他抬高眉毛，表示惊奇，“你多大了？”
“34岁了。”我以矜持和坦白的口吻说。
“我以为你只有20多岁呀！”米高扬笑着说。
坐在旁边的赫鲁晓夫听见了，侧过头来也问我：“为什么你这么窈窕？30多岁的人应该发胖了。”
我不懂俄语“窈窕”两个字，发怔地耸着肩表示不懂。
米高扬用两手比划道：“就是这样。”他划了一个“Ｓ”形，我这才明白，这是赞美我的身材。我微笑着向他道了声谢。
在宴会进行中间，毛主席突然感到不舒服，提前退席了。我也赶紧向左右两位主人告辞，紧跟在毛主席后面出了宴会厅，上了自己的汽车。
汽车驶向城里的住处。进屋后，大家请主席躺在卧室长榻上，等着我给他量血压、试体温。
大家心里都很不安。稼祥让大家在外边休息，只让我一个人进去。我心里很紧张，怕毛主席
有脑血管或心脏病之类的疾病。我走进卧室，见毛主席脸面通红，气喘吁吁，吓了一跳，便躬身轻声问道：“主席，哪里不舒服？”
他不回答我。
“可以量血压吗？”我不等他回答我，先摸他的脉搏。一分钟，两分钟，每分钟84次，没有发现心律失调和间歇脉。我放心了，说：“主席，脉搏正常。”
我又量血压，也是正常。说：“主席，血压正常，和往常一样。”
毛主席对我笑笑，说：“刚才我是多喝了一点，神经兴奋了。”
“主席，请你闭眼休息一会儿，有事请按电铃。”我退出来，到另一间小客厅里，等在那里的稼祥他们把焦急的眼光转向我。“一切都正常。”我说，“诊断是疲劳加兴奋，也许有什么心事呢？”大家放下了心，但没有再说什么。是啊，中苏会谈结束，毛主席这次访苏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其中的微妙关系—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我虽说不太清楚，但总有感觉。
第二天，毛主席和周总理离开莫斯科回国。1951年2月，稼祥和我也从莫斯科离任回国。
（摘自《外交官》〈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定价：9.00元。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邮编：100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