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个事件，一个话题
十几年前读小克莱·布莱尔的《麦克阿瑟》时，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他犹豫了。然而如果拒绝服从命令，他可能被开除。这将意味着孩提时代全部梦想的破灭。这个时候，母亲送他的一首小诗帮助他下了决心。诗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人们将以他来判断母亲的品行。如果阴影或羞耻抹黑他的名字，母亲也将蒙受耻辱。有着良好家庭教养和高贵禀赋的麦克阿瑟具有维护个人和家庭荣誉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允许他告发同学。于是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学员们的普遍尊敬。
在这场由恶作剧酿成的事件中，尽管具体讲出恶作剧学生的姓名，使他们受到惩罚，行为上无可指责，可是对一个尊奉荣誉原则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变相告密，而告密是人类有过的劣行中最不名誉的一种。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埃利亚·卡赞在50年代做了另一种选择。当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阴影笼罩下。麦卡锡参议员借一个并无根据的所谓共产党颠覆案煽起政治迫害的狂热和恐怖气氛。在联邦机构和国会对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交际活动进行的调查中，许多与美共或其他激进组织有联系的人都受到了传讯。卡赞是一个理想幻灭的美共党员，在被国会传讯时为保前途供出了几名共产党朋友和同事。他从此蒙上耻辱，被人们称为“告密者”。40多年之后的1997年，执导电影曾两度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卡赞已年届87岁高龄。但好莱坞左翼自由派电影界人士没有原谅卡赞的告密行为，美国电影学会和洛杉矶影评人联合会拒绝授予卡赞终身成就奖。
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时刻是认识自己真实自我的一个机会，它使人在平常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个性、人格受到严峻考验，从而使人有机会在最深层次上了解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述两个事例正是如此。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当事人的不同选择及人们对他们的选择做出的不同反应又殊途同归地涉及到告密这一微妙话题，并表现了美国人对告密行为的普遍态度。
2.另一番光景
无论何时何地，告密都是与阴暗、鬼祟、不名誉紧紧连在一起的。喜欢干这行当的人与建设性活动无缘。他们热衷于用游移不定的目光八方窥探，用灵敏的鼻子四处搜寻，把思想、言论、行为举止异于某种标准的人一个个锁定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把种种所谓“异象”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拿到需要这些“情况”的地方去，或者等待时机以便拿它们派用场。这是一些心理阴暗、寡廉鲜耻、行为方式鬼头鬼脑的人。
告密现象古今皆有。然而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告密行当的盛衰状况和告密者的际遇差异很大。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当告密者的献身邪恶的人之外，还有两种告密者。一种是在前途或生命攸关之时由于人性的软弱而屈服于压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种是受意识形态蛊惑和沉溺于偏狭的党派立场，为了某种政治信条而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这是由虚伪的理想引起的道德败坏。
历史上，专业密探或业余的告密者在东方或西方都曾普遍存在。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但王政时期在秘密宫殿中行使着绝对统治权的神王与东方君主一样有着对告密的需要。他依靠书吏来实现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监控。而当时的书吏作为惟一掌握着文字的阶层，他们身兼二任，既在宫里从事建立档案的秘密工作，同时又充当神王的耳目，专门去发现和向神王密报人民中的“异象”。王权解体后，权力不受控制的神王消失了，希腊社会进入城邦时期，并逐渐形成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开性使“耳目”这类人物在大多数城邦丧失了存在的制度性依据。各城邦仍然有告密者，但他们的活动程度视各城邦政治制度而异。沿袭了王政时期某些专制政治特征的斯巴达寡头政制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他们权力很大，不仅监视民众，而且可以杀戮奴隶，杀戮对象主要是被他们发现具有勇敢之类“危险”品格的奴隶。所以，斯巴达几次在战争后对为国勇敢作战的奴隶进行集体屠杀。民主制的雅典不可能有对内的专业密探，但政府鼓励公民告发违法现象，如果违法者被定罪罚款，告发者可分得一份罚金。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每个公民对公共秩序负有一定责任。但实施起来却很容易被一些人滥用于去监视和告发别人的思想、言论和信仰，从而蜕变成对告密的鼓励。好在雅典人崇尚自由高贵的品质，对鼓励告发违法事件可能引起隐蔽的但却更严重的罪恶——告密心存戒备，而且无论诗人、哲学家笔下或民间自发的舆论，告密者都被视为宵小之徒。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在这样的舆情下，除非实在财迷心窍，要不然就是有窥探告发癖而存心想找不自在，是没几个人愿充当告密角色的。所以，民主制的雅典虽然出现过因告密者控告苏格拉底渎神而引起的悲剧性事件，却不是一个适合盛产告密者的地方。
至于古罗马，它借以立国的古道德是刚毅、勇敢、宗教虔诚、注重荣誉与责任。秉持这种道德的罗马人构成了共和时期的罗马这个无敌之国的基础。这个时期也有告密者，但也不是他们活跃的好时机。帝国时期则不同了。当出现了终身拥有最高权力的元首后，这权力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尤其成了他们中间那些迷恋权力的人需要倾全力去维护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控制人民、特别是控制其中优秀分子的需要，对告密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当元首进一步演变为皇帝以后，帝王统治对告密者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告密者及其纵容者的恣意妄为，已是帝国时代一大弊病。在几个暴君统治时期，这一弊端最为严重。告密人在康茂德时期也极为猖獗。康茂德由于自身荒淫残暴而把任何出色表现都看成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善于揣摩暴君心理和罗织他人罪名的告密人便盯上了那些廉洁奉公、有重大贡献的人。按告密者的逻辑，廉洁奉公暗含着对康茂德不端行为的无言斥责，重大贡献意味着卓越才能。这些恰恰是最不能容忍暴君的品质。就这样，告密者依靠着主子的虚弱与堕落而发迹，主子则利用他们制造的口实杀人，特别是杀害那些有挑战能力，会妨碍暴君胡作非为的重要元老。
20世纪，纳粹德国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据《斯塔齐》一书披露，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1700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10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人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在斯塔齐浩繁的档案中。然而，通过对内使用特工和告密者来控制社会，并不是当时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东德的独特做法，而是整个苏东国家的共同政治特征。其中，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对民众的监视和高压控制上决不亚于东德。
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但告密者最猖獗、对这类人的使用最具制度性的是明朝。还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为了朱姓江山的稳固而设“检校”，利用这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是明代庞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后来朱元璋又设锦衣卫。锦衣卫侦察监视的对象不仅是全体官吏，而且扩大到百姓。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亲信，设置了由宦官组成的东厂。东厂既侦察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侦察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锦衣卫和东西厂，所有这些特务机构之间的制约，都服务于权力不受制约的皇帝一人。厂卫人数众多，但要对全国官民进行监视而且还要彼此监视，仅凭厂卫，人手远远不够。于是厂卫又以各地流氓为耳目，出价向流氓买情报，给了流氓横行作恶的天赐良机。在明代，告密者既寄生在厂卫特务机构上，又支撑厂卫有效运作。他们为了赏钱或为了挟嫌报复，不仅窥人隐私，捕风捉影地拿捏别人把柄，还凭空捏造，罗织罪状，制造了大量冤案，形成特务机构——告密者——冤案之间体制性的恶性循环。
无论东方或西方，可以发现，告密者在民主政体公开化的社会条件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专制体制的秘密政治下却必不可少。历史事实表明，专制体制提供了告密现象赖以滋生的最根本条件。这种体制下存在着君临全社会的个人或集团。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凭借其垄断的社会权力而垄断了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支配，并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进行统治。这双重的不平衡使得对人民的戒备成为这种体制的基本政治特征。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个人或集团来说，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秘诀就在于保密和控制民众。保密使权力在秘密状态下运作，既增加人民对政治运作的神秘感，又阻断人民了解权力真相的渠道。这样，权力中心得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只让人民了解经严格筛选过滤的、甚至是伪造的信息。控制人民则同时通过重大问题上对人民的保密和对人民动向的掌握来实现。所以秘密政治和告密制度是专制体制下相互依赖和补充的一对怪胎。除了政治上的专制，思想、信仰上的不宽容也是刺激告密者活跃的重要原因。任何思想或信仰如果被奉为至尊，那么与其形影相随的必是不容异见的偏狭以及对人们思想信仰的侦察和对自由思想的惩罚。在这种思想信仰的专政下，专门去窥探和报告别人思想状况的告密者也是不可少的角色。
总之，一切专政都有着对告密的需要，无论这专政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为着整肃道德而实施“美德的专政”，其结果也必然是各种专业密探和业余告密者群魔乱舞的局面。15世纪末，修士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实行的以纯洁教会和道德为目的的“美德的专政”便是如此。为了确保佛罗伦萨人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都不违背他所推行的禁欲主义美德，他不惜采取恐怖措施。在他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是利用仆人和儿童充当风化特务。结果不仅使得邻里彼此监视，还让仆人监视主人，儿童监视父母。一时间，佛罗伦萨告密之风盛行，无处不有的监视使恐怖统治深入到社会每一角落和每个家庭内部，无所不在的告密使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被防范和不信任所毒化。可以说，告密是最丑恶的社会现象，尤其当告密成为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化的告密总是与秘密警察的权力最大化相联系，就犹如一币之两面，二者都是国家权力不受控制的标志。它们以一种无形但却及其现实的暴虐力量使人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卑劣的告密者和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相互勾结，布成一张针对着勇气、独立、远见、对事物进行审视、怀疑、判断的理性精神等人类最宝贵素质以及禀有这些素质的优秀个体的巨网。通过罗织罪状、制造冤狱去消灭优秀个体，通过扼杀人的宝贵素质以取消公众做出反应的能力。不仅如此，告密制度散布猜忌与仇恨，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防不胜防的告密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则扼杀一切诚实的思想和信仰，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并且最大限度地腐蚀民族精神。可以说，对人民使用密探和鼓励告密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人反感，也最具腐蚀性的，它对人类脆弱的道德是致命的打击。
（摘自《东方文化》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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