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是当代最伟大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之一。我以为他的互惠利他理论即使不能使他单独获得诺贝尔奖金，至少可以同威廉斯和汉米尔顿的亲缘利他理论，因为在探讨人的本性利己还是利他上的贡献，而共享这一奖项。难能可贵的是，特里弗斯的贡献不限于此，他还是欺骗与自欺理论的奠基人。
特里弗斯在其Social Evolution一书第１４章“欺骗与自欺”中提出，在生物的世界中，欺骗无所不在。比如，有些昆虫的身体看起来同树叶别无二致，自然其他的动物也分别有种种保护色。性活动是欺骗的一大场所。有些植物的花朵酷像雌性蝴蝶的背部，乃至雄性蝴蝶被吸引驻足其上，遂帮助它传递了花粉。还有更高超的把戏。鱼类是领地动物，产卵期雄性看管着自己的领地，等待雌性产卵，而后它在卵上授精。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一幕。雄性鱼迎接了一位雌性在其领地产卵后，发现还有一尾雌鱼在领地附近徘徊，于是将之引来，期望待那雌鱼产卵后一同授精。不想那竟是一只装扮成雌鱼的雄鱼，它进入后便对那些卵授精，领主浑然不知，前者的授精已使后者的授精成无用功。它怎么装扮的呢﹖主要靠变色，而变色是生物世界中的惯常伎俩。步特里弗斯之后，很多生物学家列举生物世界中的欺骗现象，而灵长类动物最长此道。一只猴子受到猴王威胁时会转过头去假装看不见；一只猩猩被打败后会转移注意力掩盖窘境；一只雄猩猩追逐一只雌猩猩，后者绕着树跑，前者朝树的右边掷石头后，猛地扑向左边。生物学家们认为，欺骗是生存的策略，欺骗与识别一同进化。
人类社会中的欺骗同动物的世界一样无所不在。很多大人或是冬烘，或是虚伪，或是不知所措，反正他们总是斥责孩子说谎。可是他们每每不能自圆。一方面，转过脸去他们就说谎，而且被孩子识破和嘲笑。另一方面，当孩子童言无忌时，他们会粗暴地批评孩子不礼貌，实际上是不许孩子讲述事实；并再三告诫孩子坚守住家里的秘密，而坚守有时就不得不撒谎。其实圣人们对欺骗和谎言是有透彻的认识的，他们并不一般和绝对的反对欺骗。苏格拉底说：一个父亲看孩子不吃药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一个人要自杀，他的朋友把他的剑偷走；一支阻击敌军的军队士气消沉，将军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了，从而提高了士气；这些是不正义吗﹖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圣人到底是圣人，他们懂得人之本性，他们懂得谎言是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策略。当代生物学家们将欺骗的思考，从动物到人类一以贯之。他们说：“人类身上可能存在着一种倾向于欺骗的潜在生物因素，这种倾向或许能够在先于人类进化的动物中找到其本能性根源。”（《说谎：你所不知道的一切》，２８３页）“尽管父母会用各种矛盾百出的方式严禁孩子说谎，但是他们学会这种社会化行为却是必然的。”（上书，２９５页）“只有懂得了坦率往往意味着残酷，并且发现没有哪个成年人将自己内心所想如实吐露，一个人才真正从青春期迈向成年期。（上书，８０页）严格地讲，欺骗是不可能杜绝的，因为它是生存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们向特殊处境的人们表达同情时难免善意的欺骗；我们不愿开放自己的一切秘密，有时却必须逼迫开口；特别是我们必须学会不去揭穿很多谎言，否则将是灭顶之灾。
只看到欺骗中人类与动物的雷同，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特里弗斯的出众在于他率先洞悉了人类在这条道路上的超越动物之处：人类开发出了动物所没有的“自欺”策略。他认为：自欺与欺骗密切相关，“自欺可服务于欺骗。自欺使得欺骗者可以无意识地行骗，这样可以对他人隐藏明知故骗时的微妙痕迹。”他还提出了“自欺的机制”：以为自己是仁爱的，自我夸大，虚幻的自圆其说，漠视反感的东西。他说：“人们倾向于重新编制他们过去的经验，以符合他们现在的状况。”（自圆其说）“人们有故意去看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的倾向。”（漠视反感的东西）当代心理学家们联系自己学科的遗产，光大了特里弗斯的上述思想。他们认为，自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当事者的自尊。他们偏偏要举辨别谎言的专业人员的例证来说明自欺。这些专业人员，比如海关人员和警察，其实辨谎能力很低，却总是自以为识别能力非常卓越，甚至公众也以为他们很是了得，其实他们纯属自欺。每个人为了维持自尊，都在编制“个人神话”（这是克里斯早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概念）。获得微小成功的人会编制一种个人神话，自欺为成了英雄。不成功的人则会编制另一种个人神话：自己是受压迫者，是不屈服、不妥协的反抗者。心理学家哈通说：自我欺骗可以起到加强或消弱自尊的作用，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适应，缓解自我与现实背离而产生的紧张状态。通过自欺夸大自身是人们通常看到的。但同时还有通过自欺贬低自己的，较少被人们注意。比如，一个挺好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条件较差的男人，她可能会自欺：我是少数民族，只能找到这样的男人；一切都圆满要倒霉的；等等。人们甚至会在自欺中歪曲自己的记忆。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意外事故之后第二天询问一些同学，他们出事时在何处，两年半后他又对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竟然没有一个人的记忆与两年半前的陈述完全一致，有１／３的人甚至大相径庭。因而心理学家说：“我们是根据当前的情感、经历和偏爱来回忆往事的。”
我愿意相信学者们的这种认识，但同时我也感到，我们是不是距离真实的事实太遥远了，因为人们的记忆大多难于相信。那么我们的很多访谈，特别是远时间段的口述史，还有价值吗﹖思考以后，我觉得还有价值。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建立了“信史”，而是因为我们建立了同“正史”不相一致的另一种历史，在对照中供人们思考。尼采说：“当权者永远都是谎话连篇。”其实谎话谁也不少。当权者的谎话的特征是因为其权势，其谎话覆盖最宽，影响最巨。所以为寻找和验证事实，建立小人物和卑贱者的口述史还是有价值的。但毕竟因为谎言的无所不在和记忆的任意重组，确立事实是难乎其难的。
（Robert Trivers 1985 Social Evolution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Inc．查尔斯·福特：《说谎：你所不知道的一切》，新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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