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将他们自己和追星族越带越高。他们是天堂的使者。但是,他们也会下地狱,并且将他们的追星族一起带到下界。希特勒是20世纪关于名人升天和下地狱的典型例子。开始,他被全世界盛赞为一个再生民族的伟大领袖。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向他倾注了深深的感情,甚至是狂热的激情,并且将他看作是他们真正的主宰。然而,随着阴谋的一步步实施,他的冷酷无情暴露无遗,变成了一个被全世界唾弃的贱民。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基督敌人的化身。他的军事野心昭然若揭,随着他在苏联前线的惨败、英国人民的坚持、德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和美国的最终参战,他的地位被彻底动摇了。在他于指挥掩体自杀之前,他曾下令在撤退前销毁一切敌军可用之物,破坏盟军的胜利成果。他那可耻的种族灭绝行为是千古罕见的暴行,而他给德国带来的耻辱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消除。
下地狱和失败,与升天和成功是两个极其相似的事物。在本质上,升天是嫉妒和赞赏之源。名人们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荣誉和财富,他们的衰败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有时人们甚至渴望看到这种失败。有时,这也会酝酿出阴谋。
奥森·威尔斯根据传媒大亨威廉姆·鲁道夫·赫斯特的情妇为原型,塑造出电影《公民凯恩》(1941)中的一个女性角色。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影片中那个可怕的人物凯恩就是源于赫斯特本人。于是,传媒大亨毫不吝啬地向威尔斯和他的电影实施了报复。威尔斯甚至称赫斯特将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安置在他旅馆的卧室里。警方向威尔斯发出警告,才避免了这一丑闻的进一步扩散。当然,赫斯特毁了威尔斯的名声,这使他日后的电影事业很难再得到经济资助。
然而,名人的衰败有时也是由他们自己亲手造成的。肯尼斯·安格、加里·赫曼、戴夫·汤普森等一些影星和摇滚巨星曾一度酗酒、吸毒,有人甚至患有癫狂症或抑郁症等心理疾病。这些现象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常识性的直觉,即由于名人长期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创伤。公众形象远离真实自我,结果会导致对个人丧失和灭绝的恐惧。公共形象变得与自我否定或肯定密切相关,在名人眼里,真实的自我被摧毁了。公共形象成为舞台人格的一座活的坟墓。吸毒或酗酒成瘾、狂乱和强迫性的行为,其实是一系列茫然无助的情感的必然结果。名人在接受了公众的奉承之后,往往会觉得自己并不配享有这些赞誉,或者感到自己的事业失去了控制。名人中患有癫狂症、精神分裂症和精神错乱的比例大得惊人。
集中在身体禁欲上的日常行为证实了名人的衰落。这样,名人会变得厌食,害怕出现在公共场合,沉迷于制幻毒品,或在公众面前一醉方休。身体上的禁欲使名人下至地面。例如自杀或企图自杀,就是寻求将身体埋葬在地下。表面上看,自杀是一种破坏性行为,但本质上,死亡却为名人躲避贪婪的公众提供了一个永久的避难所。
围绕着名人进入下界这一仪式,禁欲的主题看起来大体上有三种形式,鞭打、分解、拯救。鞭打是指身份的剥离,即名人备受尊重的地位有所下降。它主要有两种形式:自我降级,即名人是身份剥离的主要解释者;外部降级,即外部机构,主要是媒体造成了名人的身份剥离。总之,这两种形式之间相互关连同时又互相促进。
20世纪60年代著名足球明星乔治·贝斯特曾被认为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球星。媒体和球迷们渴望每周都有世界级的精彩表演,于是导致了他的赌博和酗酒。当曼联队赢得了1968年的欧洲杯之后,贝斯特强烈地感觉到队中的大龄队员应该被换掉。而当时的经理麦特·贝斯比却不愿购买新球员。贝斯特变得不再报有幻想。他加重了对酒精的依赖,这使他逐渐远离了其他球员,甚至远离了俱乐部经理。贝斯特变得越来越暴躁,并令人难以捉摸。渐渐地,他在队中不再受欢迎,最后,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决心放弃足球事业。贝斯特责备自己没能承受住足球明星的压力,媒体也指责他浪费天赋。
英国童星莱纳·扎瓦罗尼成年后死于厌食。海明威和戴安娜王妃都曾被食欲过剩困扰。媒体曾经猜测过《朋友》中的简尼佛·安尼斯顿、《趣味女孩》中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体重骤减的原因。《狂躁的马路传教士》中的影星瑞奇·艾德华曾经自残,他长期被抑郁和酒精所困扰,并于1995年突然消失,人们怀疑他已经离开了人世。西德·维西斯和卡特·考恩都吸毒成瘾并且行为怪异。看起来他们无法处理好名誉问题,最终都选择了自杀,一个死于过量吸食毒品,另一个则用枪击中了自己的头部。伊丽莎白·泰勒、“猫王”、马隆·白兰度、罗斯安妮·芭、艾尔顿·约翰和奥派拉·温弗莱都曾饱受减肥的痛苦。
关于名人自我降级和外部降级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一点需要在这里重新强调,名人的身份剥离都象征性地集中在肉体上。理想化的男女明星们禁欲的做法一般都是摧残自己的肉体,如撕扯、割伤、脱皮或鞭打等,反之有暴食、上瘾、广场恐怖症和幽闭恐怖症。
在极端的例子里,自虐会导致身份剥离的漩涡——瓦解,最后的结果是让他们感到无药可救,因为在真实的自我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值得拯救。这种对真实自我的侵蚀削弱了个人的安全感,造成临床或亚临床状态下的抑郁,最终导致自杀。自我伤害的目的既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侵蚀,也是向公众们献出了祭品。自杀原因通常是对媒体和追星族的蔑视和憎恶。
性格演员乔治·桑德斯于1972年以过量吸食毒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嘱中写道:“亲爱的世人,我走了,因为我感到厌倦,而你们将在这个可爱的粪池里继续受苦。”1994年,卡特·考恩因吸毒问题和无法承受公众的追逐、舆论的批评而自杀。
1969年,玛莉安妮·费斯弗在布莱恩·琼斯辞世的同一年企图自杀。在自传中,她表明了她的动机。部分地说,吸食过量的毒品是她对其他滚石成员和大众媒体的报复行为,她认为他们对琼斯的死表现得太过得意了。费斯弗认同琼斯的做法,她相信他的死其实是一种牺牲。因为他的牺牲没能改变群体、媒体和追星族的态度和行为,于是她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唤醒每一个人。她对琼斯怀有强烈的认同感,认为他们简直是孪生兄妹,这种想法是自我禁欲和自我消失情感的典型写照。费斯弗写道:
从17岁直到现在,我一直过着梦游者、经理人、星探和公众人物的生活。他们看到的你可能是真实的你,但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这并不重要,你的一部分已经睡着了。在你身上留下的烙印挥之不去,它有足够的力量对你和你身边的人进行催眠……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我开始推开每个人,不断地对人、对境遇、对生命本身大喊:“不,不,不。”我不是这,我不是那,我不是其他人。我总是在想,我并不为我所得到的感到高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有时,这并不像我的生活,好像我过的是其他人的生活。
费斯弗以忏悔的形式写下这段文章。她的自杀企图并不是导泻剂。她没有放弃吸毒,并曾一度流落街头。但是,从她自己瓦解的因素中,她确认了一个可能设想个人复员的表面。你不可能放弃公众形象,因为戴面具是名人们不可逃避的环境。同时,通过向公众忏悔,她承认了她的脆弱,这可以帮助她免受临床或亚临床状态下自我疏远的痛苦。
在瓦解或近乎瓦解的状态下,名人通过向公众忏悔来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正因如此,安东尼·霍普金斯曾定期接受采访,讲述他同酗酒和酒鬼朋友做斗争的经历。基思·理查德向媒体公开了他以前的吸毒史。基督教电视布道师吉姆·贝克和吉米·斯沃加特都承认了他们的婚外情,并请求电视观众的宽恕。斯沃加特承认他曾和妓女鬼混,他在电视现场节目中向他的妻子、儿子、牧师、教区传教士,向全世界喜爱他的电视观众们请求宽恕。在忏悔的最后,他转向了上帝:“我的主啊,我犯罪得罪了您,我恳求用您的宝血洁净我,直到不再记得我的罪过。”比尔·克林顿在多次否认之后,最终不得不在电视广播中向全国人民承认他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同性恋一直被否认。蒙哥马利·克里夫特、特莱斯·拉迪根、诺埃尔·科沃德、艾德加·胡弗、詹姆斯·迪恩一直对性方面的事闭口不提。1956年,利伯雷斯控告《每日明镜报》对他的描述有暗示他是同性恋的倾向。后来,利伯雷斯一直闭门不出,直到1987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在他死后验尸官坚持验尸。
近年来,一个有趣的和瓦解有关的现象极为显著,那就是将名人们的患病情况公之于众。直到最近,患有危重疾病的名人才开始隐瞒他们的病情。随着他们被癌症、老年痴呆症、艾滋病一步步侵蚀,他们的身体越发衰弱,但他们一直对自己的病情守口如瓶,直到逝世或无法继续隐瞒为止。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直隐瞒他患有老年痴呆症,直到他的症状迫使他不得不过隐居生活时,公众才得知他的病情。米歇尔·弗考特、伊恩·卡莱斯顿、安东尼·帕克斯、罗伯特·弗雷泽和鲁道夫·纳利耶夫等人患有艾滋病的消息,在他们死后才为人所之。洛克·哈德森、弗莱蒂·莫库利和罗伯特·马普莱霍普等人也是在病入膏肓时,人们才得知他们患病的消息。
与此相反,还有一些名人对自己的状况极为公开。迪莱克·贾门、奥斯卡·摩尔、肯尼·埃弗利特和哈罗德等人公开了自己患有艾滋病的处境。事实上,贾门后来成了一名与艾滋病不懈斗争的斗士,他提高了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批判了同性恋者伪善的生活方式。与此相似,弗兰克·泽帕在患癌症早期就公布了他的病情。剧作家丹尼斯·鲍特同意接受一个英国著名电视节目的采访,并在采访中公布了自己患有晚期癌症。他在节目中感人至深地叙述了自己的病情和濒临死亡的现状。记者鲁斯·皮卡迪、玛泰·哈里斯和约翰·戴尔蒙德都因在报纸专栏中记叙了他们患有晚期癌症的状况而闻名于英国。《泰晤士报》的专栏记者戴尔蒙德曾有一个不大受欢迎的绰号:“名人癌症先生”。
这类名人的瓦解或忏悔并不是出于自我降级或外部降级。有趣且具讽刺意味的是,据戴尔蒙德揭露,他曾收到过许多电子邮件和信件,指责他自我陶醉于在专栏中描述自己的病情。但是这种外部降级的形式是瓦解——忏悔关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名人将自己的不治之症暴露在公众面前,最终揭示了他们真实自我中的达观性。身体的瓦解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在此之上名人可以保持真我,并和公众进行一种特殊方式的对话。
(摘自《名流》,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定价:16.00元。社址: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邮编: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