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1日以后，约五万左右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拿到绿卡，获得美国的永住权。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法，由离任前的美国前总统布什签字而生效。该留学生法主要规定，1990年4月11日以前入境的中国籍华人将自动获得申请美国永住权的资格。说白了，就是给1990年4月11日以前入境的全体中国人以美国永住权的资格。
该中国留学生法的适用者实际有八万人。而在今后十年左右，如果加上因为与这八万人同居赴美、从而也可以获得连带永住权的直系亲属，总人数估计大约有50多万人。
这样高水平的华人，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大量地定居美国，无论是在以往的华人移民史上，还是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给中国以重大影响，也在新华侨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这多达八万的中国留学生，多是在美国的研究生院或研究所攻读完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中国政府把中国留学生定居美国看成是“人才外流”，产生了强烈的受害意识。中国政府的抗议与受害意识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宝贵人才。
八万人——不，如果加上世界各国的新华侨，那么就有数十万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人才流失到海外。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自然是一种重大损失。这是海外新华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现状。
有的美籍华人学者把这种人才流失现象解释为人才海外储备。这种“人才海外储备论”大体内容如下：
尽管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还没有达到使这些科技精英人尽其才的地步。这样不如把更多的人才储备在海外，直到中国政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时候，借科学技术进步的海外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才干。所以应该把定居海外的华人看成是中国在海外储备的人才。
华人无论到哪里，无论他们所属国籍如何变化，都绝不会忘记他们是华人，他们眷恋祖国之心也不会改变。逗留海外的华人获得外国的永住权之后，反而更频繁地到中国来，只要接纳他们的中国国内条件成熟，即使他们定居的国家远隔千山万水，也一定会携带着外国的先进技术、设想、商品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所带回来的知识与商品可以看成是海外长期储备人才的利息。所以应该用长远的观点看待中国人才的海外流动问题。
这种“人才海外储备论”高瞻远瞩，分析得让人心服口服。而新华侨因此也努力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新华侨现在已经汇成巨大的海流涌上中国这块大陆。2001年返回中国的新华侨和留学生是15000人，这是空前的规模，其中多是修完硕士或博士课程的高学历人员。而近几年回国的人数每年都以13%的比率递增。根据美国某大学的调查，学业终结后选择回归中国的中国留学生有40%。20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MBA学科的1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6人选择了返回中国，其余6人虽然任职于美国公司，但对他们的这一选择却说“有点儿不情愿”。
新华侨这种回归祖国的潮流方兴未艾。对这些在世界经济的风口浪尖上经受磨炼、茁壮成长、返回故国的新华侨，中国国内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海外兵团”。他们正在成为中国腾飞世界的新动力。
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发展速度，很快就再次成为牵引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为了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仅仅吸引外国资本还不够，必须同时拥有大批了解世界动态的人才。于是上海把目光转向活跃在海外的新华侨，开始考虑取回这些储备在海外的人才，用于上海的发展。
1993年4月，上海市为了鼓励新华侨在中国投资或设立公司，以毕业或肄业于海外大学以上的教育或研究机关、具有海外长期居住权或再入境资格者为对象，公布了特别优厚的政策，即他们如果有超过一万美元的资本金就可以在上海市设立公司。
特别是作为接受新华侨投资的平台，在市内与市郊相继建成水道、电气、煤气、电话、通讯等基本设施完善的新华侨专用新型产业区，该区的名字就直接称为“留学生创业园区”。
上海市完善这种接受平台之后，每年都向新华侨定居国派遣“招聘团”，对即将获得学位毕业的留学生或已经在该国就业的新华侨游说“回国创业”的好处。1995年秋，上海向英、德、法三国派遣招聘团，与700多名留学生或新华侨接触，其中419人表示了不久将回国的意愿，还有175人考虑定居在上海，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134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5人，几乎都是高学历人员。
通过这样不断的努力，到2000年夏季，在上海注册的新华侨公司已经上升到1000家，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这些公司的办事处主要设立在建于长宁区、徐汇区、嘉定、松江、浦东等地区的新华侨产业区。从这些公司的经营内容来看，信息技术方面200家、生物工程方面70家、新材料方面25家。具有留学日本经验的冯坤苑女士因开发出可用于环境保护的材料而大受青睐。
上海现在人均GDP已经闯过4000美元大关，如今正鼓足干劲，力争在今后十年内把人均GDP提高到16000美元。为了持续高速发展，必须确保大批适应21世纪的人才，为此，上海市决定进一步加大力度召唤“海外兵团”回国工作，这是一种使以前不断流向海外的人才回流到中国的思路。因为上海新华侨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所以上海的目光首先就盯住了这个东洋邻国。
2000年10月，由旅日新华侨和留学生组成的访问团应上海市人事局的邀请访问上海，访问团人数多达58人，如此大型的访问团比较罕见。而且，以往这类访问团大都是自然科学或理工类的人才多，但这次文科类的人员却占了一多半。我也?列其中。
访问团中的很多成员都对上海的变化发出惊叹，更有很多人流露出想要返回中国的意向。持续高度成长的上海现在可以提供毫不逊色于海外先进国家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把握成功的机遇。对于定居海外的华人来说，返回故国也是人生的选择之一。
中国也在把握这种动态。为了吸引已在海外任职、过着优裕生活的新华侨回国创业，在待遇方面又采取特别的措施。为了使高水平的新华侨和留学生感到回国的魅力，中国政府在2000年出台新政策，对归国的优秀人才收入不封顶，并且可以授予中央部门厅局级的职位。上海浦东在采用归国新华侨的时候也提出条件，保证年薪10～20万元人民币。如果把这种年薪换算成海外所得，那么20万元也不过相当于300万日元而已。但如果加上中国物价是日本的七分之一这一因素，那么年薪就相当于2100万日元。而上海目前还有很多月薪800元的普通工人。
陈伟先生已经任职于欧姆龙公司，并担任“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会长，2001年他作为高水平的海外人才，接受山东省政府的聘任，同年3月就任威海市副市长。山东省政府对陈伟的任命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
新华侨蔡建国先生曾是新泻县内一所大学的教授，2001年秋返回上海，就任国立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新设置的光华管理学院，以中国MBA课程为特色，在七个系中，归国新华侨占据五个系主任教授的位置。
2001年年末，上海浦东派出赴美代表团，访问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城市，举办人才招聘说明会。有4000多名旅美中国留学生和新华侨奔赴会场，原准备招聘238名人才，却收到了2500人的应聘表。浦东张江高技术园区开发公司、浦东软件园区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声望的公司，应聘者云集，竞争率超过50倍。上海有关人士发出了高兴的惊叫。
一位住在地方的留学生，耽误了飞往举行说明会城市的最后班机，就一口气驱车跑了8个小时。众多的应聘者为了见到前来招聘的企业有关人员，排成长队，等待两三个小时，但谁都没有怨言。那种热情，和十几年前他们为办理申请留学签证手续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门口排成长队的情景完全一样。但是，从河东到河西并没有用30年，时代的潮流却完全变了。
打算归国的新华侨最想去的地方，现在都集中在城市。从受欢迎的程度看，依次为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武汉……但是也有像前文提到的陈伟先生那样到地方城市去的例子。而在中国的商贸领域获得成功的新华侨为数也很多。
在上海浦东张江高技术园区，正分秒必争地建设着世界规模的半导体制造厂。在这个园区的一角设立有吸引培育新华侨企业的基地。率领具有留学日本经验的新华侨的高技术公司——东华仿真技术公司就安家落户在这基地大楼的四层。
魏海波董事长(49岁)1988年赴日，从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任职于三菱总研。1994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访问日本，对魏先生说：“希望你回到中国，从事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魏先生受到感动，毫不犹豫地舍弃日本安定的生活，回到中国。
但是，也许因为习惯了日本的生活，尽管回到熟悉的祖国，魏先生也艰苦奋战了两年。他一边要和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僚们进行斗争，一边必须经历商贸工作走向成功的试行阶段，他就这样步履维艰地兴办新事业。1997年9月，他和东京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联手，设立上海东华仿真技术公司之后，事业才好不容易走上轨道。现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放映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国际海运中心深水港》等仿真图像就是出于该公司之手。
“几年后，我们的产品也要出口到日本之外的其他先进国家，还准备上市到香港或日本的股市。”沐浴着阳光，魏先生畅谈自己的抱负。
公司设立在上海市区的业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叶军先生(41岁)，从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任职于NKK计算机系统公司，担当系统工程师，1995年赴美，在硅谷设立软件方面的咨询公司，1997年设立“业成软件”。叶先生敞开心扉，讲述他回国的因由：“上海的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太让我震惊了，我是为了捕捉商机回到上海的。”
叶先生熟悉日、美和中国的情况，非常清楚日本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现在，“业成”营业的九成是从日本企业获得的业务，特别是与三菱电机集团的软件开发工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业成”以彻底的质量管理和廉价人事费为武器，每年营业额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业成公司成长于萧条之中的日本，2001年又在横滨注册了当地法人公司。现在公司在日、中、美三国已经拥有40多名职员，计划近期增加到100名。由华人计算机技术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将登陆日本，在日本的软件市场上一展风采。
“由于萧条，日本企业中常见的所谓‘系列’的墙壁倒塌了，终于在日本本土出现了可以平等进行商贸交易的时机。所以，机不可失，就在日本设立了公司。”叶先生笑容满面，用流畅的日语谈论打进日本的意图。
具有日本留学经验、返回中国创业成功后再次登陆日本设立公司的新华侨，至少在我所交际的范围内还没有听说过，叶先生大概是头一位。说法虽然不同，但是叶先生所搞的正是同为“海外兵团”的唐骏先生所呼吁的“技术输出型的经济模式”。海外兵团不仅把海外的技术、资金、意识、知识带回中国，同时也是中国企业的优秀教师，他们通过自身的商贸行为，向今后加速打进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传授攻城陷地的诀窍。
新华侨必将成为今后改变中国的新生力量。新华侨，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时代宠儿，尽管把人生的舞台转移到了海外，但是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着中国。现在，他们像雷霆万钧的涨潮海水，从太平洋的彼岸势不可当地涌向中国。储备在海外的中国人才——新华侨，作为“海外兵团”，正匆匆地奔走在归国途中。
（摘自《拼着》，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定价：２０．８０元。社址：北京东城干面胡同５１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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