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想中最佳的结合是诗经夫妻与圣经夫妻，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天作地合太少了，多的倒是棍棒夫妻与摔打夫妻。
父辈的婚姻除掉政治因素外是基本不动摇的，他们的感情基础是患难与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自然地形成一道摧不垮的铜墙铁壁，任何种力量都无法动摇那坚固堡垒。那时的结合常常使我心生感动，最经典的几例莫过于我读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时，几个首当其冲在“文革”浪尖上的人物胡风、冯雪峰、吴晗、黄苗子、老舍等凄风苦雨之中的夫妻之情。
其实小人物的结合也颇耐人寻味，比如父亲母亲。母亲原嫁了年轻俊朗的军官，随着20世纪60年代军人干部的停妻再娶热潮离婚，然后嫁了大她十四岁的父亲。父亲当时和他那一代“人民干部”差不多，背后有一嘟噜农村户口的子女，而他的更多一些，八个，因此家累更重些，从父母的故事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而是“类”、“代”，整整一代人那类人的故事与命运。当然那类人的结合有了我们兄弟姐妹这一类子女，那类人的命运折射在这一类的身上，致使我在性情观念上又不同于同代人。
我最早听到离婚这个词是在1987年，在百货大楼—公园的柳泉路口地下通道里。一排算命人为人授业解惑似地唾沫四溅。一个五十来岁的文化人(我认准了他是，更狭义些说是文化圈人)疑疑惑惑地问半仙“能离得成吗?顺利吗?”我们几个小女生其实没立意要偷听，他却黑着脸护短似地恼羞成怒地大声斥责。有时我想那个在1987年冒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闹文人离婚的是哪位前辈呢?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想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结合，以及痛苦与艰辛。
干爸的家庭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类既单纯和谐又温情脉脉的家庭，子女不多不少，一儿一女，相差不大不小，两岁，二人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家我永远感到其乐融融，春风拂面，尤其我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人90年代末的婚姻红灯频频闪现的时候，我便三天两头住在他家里，是不是他家气氛填补了我童年时期的一种亲情空白?在那儿我会逆时空而倒流，好像重投了一次胎重活了一回，是的，是脱胎换骨。照片上的当然是父母、妹和弟。妹与我同年同月，仅仅比我小两天，是8月新凉天月亮最圆的夜晚。干爸干妈这么善良、清雅的佳话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不知多不多，但干爸前两天说他也有过一次政治离婚，这于我不啻是一次毁灭佳话破坏想像的坦陈心迹。毕竟，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结合呵。
而我们这代人，这时的结合又变得怎样了呢?
我家兄弟姐妹多，如果想写关于“代”的故事，肯定有很丰富的素材。只可惜我当时太年幼，无法揣想。记忆中同父异母二哥的亲事是我经见的自己家的第一桩喜事。新年回乡，大雪封门，朴实的父老乡亲都前来传杯贺喜，街坊老嫂子问厚脸皮小眼睛的二哥怎么认识的二嫂，他说，就是追，就是一句话“你愿意和我处对象吗?”我不知道1978、1979那两年年轻人谈恋爱是否就如其所言，直来直去，冒着傻气。那时的结合很简单朴素，一间单身职工的筒子楼，一床一橱一只三屉桌两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了，楼道支一只煤饼炉，一堆匀匀码就的煤饼上存一冬的大白菜，不到一年就生个小囡囡小豆豆的，刚刚时兴起单字名，伟伟、娜娜、慧慧等雅得在今天显俗的字眼，却也琅琅上口，很有家的气息。
同父异母四姐的出嫁没印象了，但他们的结合是两个相称家庭的结合。20世纪70年代末大概还讲究门当户对的，那代人的结合基本上在今天还算牢靠，我猜重要原因与此有关，这不是门第观念在作祟，而是相类同的家庭环境里走出来的男女，所受的家庭、社会教育及至自父母那儿耳闻目濡而传承的人文教育差不多，致使他们的情趣、爱好、观念也差不多，对社会的反应也一拍即合。这种共频共振共步构成了婚姻之间牢不可破的重要因素。
大姐找对象时我已记事了，也是两个家庭的谋划，姐夫的父亲是地区有名的老新闻，与父亲交好，而且大姐高挑、秀美，姐夫温良、英俊，很天作地合的一对。姐夫在我印象中永远是一身民警蓝，腰里有枪，皮鞋的扣绊啪啪响，他在我小小10岁的心里种下了未来夫君的影子，我立誓要嫁警察，英俊得像姐夫那样的警察。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用“成”表示婚姻——那是一种传统，在日后也预示了婚姻即爱情坟墓的谶语。试想，爱情是一种情份，一种“场”，一个存在，怎么会有成功失败之说呢。不过那时人们还不大讲爱情这词，不像今天煽情得过火，那代人在默默地、沉稳地、平和地、庸常地“成”着。永久飞鸽自行车、工农牌缝纫机和上海手表(三大件居然都是上海产品，这一点又代表一个时代)成了订亲道具，跑到北京天安门前照张像算是有了时代背景，然后照相馆给涂抹得红腮帮像苹果的大幅结婚照当门一挂，家就算成了(当门挂结婚照又是当时一景，不然面对串门邻居怪异的目光真以为自己是未婚同居呢)。
到二姐那代人就浪漫多了，仍然是工人、教师、医生、文化职员、顶替的干部子女吃香，只可惜二姐在我家成了断层人、夹缝人，父亲退了，关系不顶用了。她高中毕业后颇踌躇了几年，最后嫁了军人。他寄来的照片是坐在吉普车里车门半掩半合人欲下未下的一刹那，其实一刹那是摆出来的，脸上是说着“茄子”的精品微笑，身上是经典的绿军装，一件婚事信来信往中就成了，那期间包裹不断，千里迢迢寄点糖果寄点点心，寄件小号的女式的军装军大衣，寄双千针万线纳就的鞋垫，寄张照片，我很为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寄”感动，没有什么可寄，却思想上、感情上有所寄，很暖人心怀的。现在想来那又是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的情怀，不仅二姐，她的几个女友刘格、秋云的婚姻也各有其代表性、独特性，但又不谋而合地有着更多的共性。
到三姐和我，与她们比较已有此一时彼一时的隔代人的感觉。我和三姐这代人的结合都是因了爱，但这代人的离婚也是因为渐渐削弱、消减、肢解、磨蚀了爱，离婚这个词像老太太手里玩得圆熟的骨牌一样不小心就碰头磕脑撞上来，麻将桌上一个常用语是“和了”，而婚姻、家庭则时常是“分了”。此时的我揣想她们20世纪50年代人那时的结合，对于我自己、我自己的将来，却不敢满怀憧憬与遐想，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性即时消费性使我们这代人消解与缺失了憧憬与向往，这是没有遐想能力的一代。
（摘自《简单日子》，青岛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定价：１３.８０元。社址：青岛市徐州路７７号，邮编：２６６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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