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执政实行的是军棋规则；转轨时期实行的是军棋—象棋混合规则；1993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实行的是中国象棋规则；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要实现中国象棋规则向国际象棋规则的转变。
大概从儿子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儿子下军棋。按军棋的游戏规则，上级可以吃下级而且可以越级吃子，同级可以对碰（同归于尽），但下级不能吃上级，除了炸弹，最高长官司令不怕对方任何棋子。所以，要想取胜就要尽快翻出自己“高级别的长官”如军长、司令等。由于只有炸弹可以制约“高级别长官”，因而要想取胜还要想方设法保护“高级别的长官”的安全，尽可能销毁对方的炸弹，主动用己方级别较低的例如营长以下的棋子充当“人体炸弹”销毁对方炸弹。如果实在一时销毁不了对方的炸弹，司令等“高级别的长官”也可暂时躲在安全的行营，伺机再出，见机行事。因此，“以权力为中心”、“暗箱操作”、“安全行营”是军棋游戏规则的特点。
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儿子觉得没意思，不愿意再下军棋了。不仅因为他老是输，而且认为输的原因主要是他运气差。他的“高级别长官”经常被我的炸弹炸死。儿子从九岁开始就得出“军棋主要靠运气取胜”的结论，认为再玩这种“运气型游戏”是“幼稚”的表现。于是，为了维护为人父的尊严，我们又开始玩不靠运气的象棋。
中国象棋的规则及其下棋思路与军棋完全不同：首先，各类棋子职责分明，都必须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和行走路线行走：帅（将）和仕（士）只能在九宫之中处理“内务”，相（象）只能在自己方的棋盘内协助防务，只有车马炮兵（卒）可以越过边界战斗；其次，所有棋子所处位置、行走方法、路线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固定的。这就排除了那种军棋游戏中开战时由于运气差别而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最后，象棋棋子不像军棋那样有绝对大小之分，在它的规则范围内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吃掉任何棋子。因此，“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相互配合”是中国象棋规则的特点和核心思想。中国象棋规则排除了权力上的“生来就不平等”现象。
除大家所熟悉的正规下法之外，中国象棋还有一种“军棋式”下法：即把所有棋子翻过来底面朝上放在半边棋盘内，将象棋棋子按顺序排列大小，再按军棋的“上级吃下级”规则下。儿子刚开始下象棋的时候，见了子就吃，顾此失彼，往往吃了我的卒子却被我吃掉他的马或炮。输得不耐烦了，要求我用“军棋式”下法跟他玩。
儿子赢不了我，又不明白军棋与中国象棋之间的上述差别。于是，要求来一种尽可能公平的游戏——国际象棋。这回他是老师。我们对着说明书一起学。
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两者构棋思路如出一辙，走法和规则也非常类似，但有以下区别：（1）没有楚河汉界之分，任何棋子都可以在整个棋盘范围内活动，各种棋子力量比中国象棋所对应的棋子力量更强。（2）王（帅）和象活动范围大大扩大，拥有在棋盘所有区域作战的能力。（3）中国象棋的帅（将）配有专职的警卫人员——仕（士），而国际象棋则把专职警卫换成了具有作战能力的后。（4）国际象棋棋盘较中国象棋小，很多棋子又可走斜线，因而国际象棋盘上每个方格承受的火力远比中国象棋密集。（5）小兵拥升变的机会。作为最底层的下级士兵经过奋斗到达底线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立即变为后、车、象、马中的任何一种。国际象棋所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各类棋子的能量更大，对弈局面更为复杂，战斗也更为激烈。在国际象棋的对弈中我常常输给儿子。
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经济社会的现实反映。经济制度其实就是游戏规则。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史就是我和儿子下棋的历史。
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使用的是典型的军棋规则。1979～1992年间我国执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军棋和象棋的混合，或曰“使用军棋的规则下象棋”。1993年十四大后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要使用“中国象棋规则”，从而实现了“从走军棋到走象棋”的第一次飞跃。
1.计划经济时代的军棋规则。30多年的计划经济从形成的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军棋经济”历史痕迹，不仅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大多由战争年代部队军需后勤管理部门转化来，而且大多数计划部门官员本身就是出身于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计划就是命令”。因此，权力高度集中、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可以越权指挥。政府机关就是司令军长等“高级别的长官”，可以直接命令企业执行各种各样的计划命令。企业没有任何的违抗上级政府计划命令的能力和意图。“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计划经济运作过程不仅缺乏监督机制，决策失误多，而且透明度低，容易出现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一旦出现计划或指挥失误造成损失被追究责任，完全可以在“没经验、交学费”的“军棋行营”中躲避。在计划经济的顶峰时代，企业所有生产资料、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均由国家计划直接控制。中央文件甚至直接决定农业生产队的生产、分配方案。那时计划不仅仅停留在文件上，而且还有强有力的监督执行机制。当年几乎所有的农村生产队都有一名上级指派的干部“蹲点”，不仅“计划”各生产队何时播种、何时插秧、播什么种子，而且甚至具体“计划”禾苗的行距与株距。20多年前，我就曾亲眼看见：由于行距与株距不符合计划要求，本已生长两周左右的禾苗被“蹲点”干部强行拔掉。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企业的生产而且劳动者本人同样也被计划控制着。劳动者根本没有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职业的自由，大多数人要在一个单位、一个村庄“扎根一辈子闹革命”。由户口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组成的纵横坐标系把每一个劳动者“计划”在某个“单位”或村庄。生产者和劳动者都没有选择的自由。长此下去，这个“计划的司令”终将会碰上“人体炸弹”，整个经济体系必然崩溃。幸亏在遇上“人体炸弹”之前，极左的计划经济时代就结束了，幸亏1000多年前老祖宗发明的古老象棋没有失传。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象棋曙光”。
2.转轨时期的“军棋—象棋混合规则”。1979年以后，我国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先后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改革目标。这些提法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反映出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比重选择的反复。实际上，这是游戏规则的混乱，一会儿试图用军棋规则走象棋，一会儿试图用象棋规则走军棋。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的初期，“价格双轨制”、计划与市场打架成为特有的现象。那些身居“司令、军长”要职的计划权力拥有者们，一般不愿意轻易放弃军棋时代残存的特权，总想利用“司令、军长”的特权在市场经济的象棋竞赛中乘机“免费”吃掉对方的“马”或“炮”，总想寻找权力的租金，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这种“军棋—象棋混合规则”不仅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官倒等腐败现象；而且也必然引起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激化社会矛盾，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中国象棋”规则。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价格（而不是计划命令）作为配置资源或调节经济运行基本手段的经济形式。
首先，市场经济各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生产者）、个人（消费者）都有明确的分工、活动范围和功能：政府系统（类似于象棋中的帅、仕、相）主要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如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竞争规则，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国防、安全、外交、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服务。政府的帅（将）、仕（士）和相（象）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政府职权、处理“政府内务”，承担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责任。政府通过出售自己的公共产品获得收入（税收）。政府只能通过财政开支来支付“帅（将）、仕（士）、相（象）”们的报酬，而绝对不能允许“帅（将）、仕（士）、相（象）”们利用特权介入商品生产交换领域自己创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车马炮”，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通过向消费者及政府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劳务获取收入。劳动者个人（消费者）是市场经济中的“兵（卒）”，本身兼有“进攻”和“防守”两种职责，他们通过向企业提供劳动力、才能获得报酬，再用这些收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其次，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投资领域，劳动者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就业领域，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购买产品。这种选择自由说明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透明的经济体系，排除了由于运气差别而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最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者、劳动者收入高低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能力和劳动技能的差别，而不是依赖政府给予的垄断经营权或“关系背景”造成的，排除了人们“生而就权力不平等”现象。
市场经济规则与中国象棋规则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游戏规则中，“相口炮保护着连环马”，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各司其职、相互服务、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迫使和刺激着企业生产出高质低价的产品，生产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要求劳动者提高技术水平和就业竞争力，企业与个人提供的所得税的多少以及选举监督机制迫使和刺激着政府生产出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在这个体系中，没有谁拥有绝对的权力，没有哪个绝对大或小。任何一方犯规，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都可能被对方“吃掉”。正是这种良性循环机制，使得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充分的利用。
十几年来，我国除了钢铁、石油、电力等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大多被非国有经济占领，市场经济已开始占据了主要地位。尽管如此，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相比，我国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仍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国际象棋”相比，仍然有着明显的差距：（1）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经济领域里的“楚河汉界”仍然很普遍。城乡户口歧视，年龄、地域歧视，学历歧视，行业歧视，所有制歧视现象非常普遍。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不高。（2）政府系统效率低下，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直接干预仍然较多。代表政府权力的“帅、仕、相”机构过于庞大，缺乏与国际象棋中“王、后、象”类似的管理能力和生产能力。（3）政府机构都习惯于在中国象棋自己的棋盘范围内活动，缺乏熟悉国际化经营的开拓型管理人才。（4）缺乏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小兵”升变机会少。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兵即使走到底，也不能变升为自己理想的岗位。
经过15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我国终于成为WTO成员国，一个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加入WTO不仅意味着贸易的商品范围、地理范围的扩大，而且更意味着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向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统一，意味着中国象棋规则向国际象棋规则靠拢。因此，我国将实现从走“中国象棋”到走“国际象棋”的第二次飞跃。
军棋和中国象棋是大多数国人都会玩的两类最普通的游戏。但对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国际象棋则是一个新玩意儿。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70年代走惯了军棋，至今尚未完全适应“中国象棋规则”，现在突然又要改走难度更大的“国际象棋”，我们应如何入手？
首先，研究熟悉“国际象棋规则”。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同本同源，它们所包含的市场经济核心思想是基本相同的，但走国际象棋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为此首先要主动约束政府经济行为。WTO所有协议中只有两个协议是约束企业的，其他都是约束政府的。因此加入WTO后，首先要尽可能将中国象棋中处理内务的“仕相”赶下海，消除政府机构膨胀，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和效率。政府应该时刻牢记经济调节、公共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做不了、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情上，主动放弃“军棋意识”，放弃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政府管辖的事情，退出与私人盈利企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
其次，履行承诺的义务，加强对企业的合理保护和扶持。为此，政府应该尽快做到：1.突破国内各领域之间、国际之间的各种应该消除的“楚河汉界”，消除国内各经济领域内的各种各样的歧视，给全体国人以平等的国民待遇；2.增强政策和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建立各级政府规范的、符合国际惯例文件的统一发布制度，避免政出多门、政策相互打架的现象；3.放松对国内非国有企业准入的限制，减少审批程序和环节，逐步从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4.“寓保护于竞争之中”，变换保护手段，尽快制定各行业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用合法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构造技术、环境等进口壁垒；5.尽快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构造商会、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发挥行业组织在国际化过程中协调价格、协调市场、组织反倾销、反补贴及应诉等行动中的特殊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6.研究并充分利用WTO给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优惠待遇、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给国内遇到困难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7.建立健全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机制，保证政府政策落到实处。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９辑，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７月版，定价：１０.００元。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３９号，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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