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说老周》。看到书名，亲爱的读者能猜到这是一本什么书吗?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模范人物传记?是写一位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利益时刻放在心头的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报告文学?是一首怀念老战友老朋友的长篇叙事诗?都不是。这是一本纪念文集，书的主人“老周”是一位老文艺家、老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者、曾经担任过中央文化部代部长、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周巍峙同志。1996年他八十华诞之时，几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集会祝贺，会后大家纷纷写文章，集为一册，就编成这本书。用了这么一个亲切温馨不落俗套的书名，从一个小侧面就反映了这位“老周”德高望重又谦逊亲切的品格。
老张老李老王老赵，从来是邻里朋友同志间最普通的称呼，体现着人际间的平等和亲切。但在旧社会，不论官场还是机关，对上司只能称“×长”，(从部长局长处长直至科长股长)，或者经理、主任之类，即使是熟人，也决不能贸然叫老张老李的。解放后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大家称报社领导恽逸群和魏克明为“老恽”“老魏”，而不称“恽社长”“魏总编”；后来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日报社，听到报社同事对总编辑邓拓也都称“老邓”，当面也这么叫，邓拓也从不以为忤。我先是觉得新鲜、亲切，继而也就认为革命机关内同志之间理应如此。不过后来也渐渐有些变化，多以职位相称，到近些年，更成为习惯。如果仍称他“××同志”(更不用说“老×”)，而不改称“×书记”、“×老总”、“×主任”、“×处长”，被称呼的人即使不立刻面露愠色，心里也是老大不高兴的。结果，事情便变成这样：老张老李这个最普通最常见也最亲切的称呼，只能施之于同辈和平民百姓，而不能对上级使用，哪怕是你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多年相处的老同事甚至是原先被你器重的下级，也不可乱用。
因此，也就越发感到《众口说老周》这书名之可贵。因为，对一位三十年代即参加革命，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做了多年文艺领导工作，至今仍是中国文联主席的老革命家、老文艺家，人们仍然称他“老周”，实在不容易。他在位时就不喜欢人们称“部长”，如今更不愿人们称“主席”。他说：“客气一点叫周老，亲切一点叫老周就行。”大家出自内心的尊重他，敬爱他，也就自然而然地称他“老周”，如同日常生活中称老张老李一样。
周巍峙同志已届耄耋之年，这本书是几年前就编成前不久才印出来的。近七十篇文章，三十万字，无论回忆他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的事迹，无论记叙建国五十年来他在文化艺术行政领导岗位和音乐创作上的成就，也无论从个人接触感受到他的品德、精神和风格，都写得认真、朴实和细致，从头到尾洋溢着热情、平和、亲切的气息。他曾有一首自嘲诗：“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文艺界领导人“来自贫寒户”的不在少数，但是身居高位以后，仍能常常以“打杂工”自居，时时保持平民意识和平民作风，不摆官架子，不打老爷腔的，虽不能说寥若晨星，但确实不算多。
我想，这也许也是这本书受到喜爱的原因之一。
（《众口说老周——周巍峙八十岁纪念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出版）
赵蘅的《拾回的欧洲画页》是一本具有奇特意味的散文。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对遥远的欧罗巴总有一股排遣不了的浓浓情愫。一想起创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一想起燃烧起文艺复兴火炬的欧洲，一想起吹响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号角的欧洲，一想起荟萃着数不清建筑、雕刻、诗歌、小说、戏剧、油画、音乐大师的欧洲，一代一代人都遏制不住神往和追慕。而在我们经历的岁月里，两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的心脏燃起战火，第二次大战更引发了全人类的灾难。炮声连天、烈火遍地的欧洲，集中营铁丝网上滴着鲜血、焚尸炉冒着青烟的欧洲，给世人留下的创痛，直到今天也难以平复。东方去的旅游者到中欧，只要可能，大约都会想着去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如同我们到旅顺口必定要去看旧监牢，到重庆必定要去凭吊渣滓洞一样，到那里为的是加深人类的良知，对真善美的维护和对假恶丑的憎恨。
然而赵蘅并不仅是一般旅游者，也不仅是一位有机会在巴黎吕霞光画室工作一段时光的中国画家。她有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她去欧洲时，既不是外交官，也不是留学生，却是一位戴着红领巾的中国少先队员。这样的经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五十年代东西两大阵营严峻对峙的大背景下，她有幸随着讲学的文学教授父亲赵瑞蕻和翻译家母亲杨苡在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城住了一年。以一个小学生纯朴、好奇的眼睛，目睹了战火十年后重建中的欧洲。童年岁月，有欢乐、有幸福，有异国小伙伴真挚纯洁的友谊、也有惶恐、不安以至恐惧。这就使她当年比起在国内同年龄的女孩多一份感情的波澜。三十多年后再踏上欧洲土地、旧地重游，就成为一颗感伤的种籽。让她触景生情，梦里不知身是客；抚今追昔，桃花依旧笑春风，她拾回的画页里，自然流淌些沉重的色调，呈现一层凄清的美。
作者是出色的油画家，但是她并没有将笔墨集中在欧洲的山水风光上。我们跟着她徜徉塞纳河畔，浏览卢浮宫，然后走出巴黎，走到意大利、奥地利、德意志、英伦三岛甚至西班牙边境小镇，在那些看似不经心的随意涂沫点染中，与其说看到形形色色的异邦山川风物，不如说更多的是感受她心灵的倾诉和独语。她不可能成为轻松的游人，也不可能只是悠闲的画师。凝郁在这个中国中年女画家心胸中的，是对欧洲的历史沧桑感，是对人类命运和尊严的诉求。今天去欧洲的青年学子和旅游者，大概是不会懂得不会理解的，而像我这种进入老年的人，却自以为可以丝丝入扣地呼吸到作者的心声。1956年匈牙利事变虽然过去，布达佩斯街头的硝烟好像在多瑙河上空尚未散尽。柏林墙像一把利刃插在欧洲的心脏里，依稀能听到欧洲人民的哭泣声。作者自然不再看到这些了，然而阴影似乎还残存着。她和同伴们去奥地利时误入匈牙利境内，在边境小站遇到一个匈牙利搬运工人，竟然对这几位中国“非法入境者”用英语说一句“以前我们是朋友”。读到此处，心中顿生暖意。
我以前读过她那篇曾经获得冰心图书新作大奖的散文《重见玛丽》，当时有点不太经心，以为只是寻访和怀念童年伴侣所引发的感慨。如今重读，放在欧洲大陆世纪的瑟瑟寒风、萧萧秋雨背景前，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灵的震撼。正直和平的普通人民何辜，天真纯洁的孩子何辜，冷战的铁幕竟给他们善良人性以如此深远的无声伤害。全人类的有识人士，难道不应该制止这种戕害人性的愚蠢和罪恶吗?
去英国北部豪渥斯地区访问勃朗特故居博物馆，是作者一次独特的旅行。她从伦敦火车站出发，两次换乘短途列车去约克郡，又搭巴士到一个冷僻的小镇，终于到达目的地。勃朗特和他的三个女儿是英国十九世纪远近闻名的文学家族，在那座古老的石头楼房里，姐姐夏洛蒂写了风靡欧洲的《简爱》，妹妹艾米莉写了成名作《呼啸山庄》。赵蘅正是以《呼啸山庄》中文译者杨苡女儿的身份，独自冷冷清清到这个旷野的小镇寻访，独自在孤寂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杨苡翻译出版这本世界名著时正是锦锈华年，几十载，风雨频仍，伤于哀乐，到前些年在南京为读者签名时，已是七十余岁的老太太了。女儿远赴约克郡，终于为她圆了访问艾米莉故居的梦，这篇低回婉转的《寻访〈呼啸山庄〉》，也就成了书中文情并茂的又一篇佳作。
人们常用“爱不释手”描述读到一本好书的心情。我读《拾回的欧洲画页》就有这样的喜悦。它吸引住你不能离开，总想跟着作者走得更多，看得更多，也想得更多。作者说，她“找到了该找的，又满足又似乎不满足。我好像还盼望着什么。世界上的不公正的事天天在发生，恐怖邪恶，愚昧贫穷，没完没了，艺术家的创造，永远没有尽头，人的追求从来是无止境的。”这本书里，她无奈地写了自己和父母的一些往事，写了祖国和欧洲的一些往事，真切地希望那种种不幸的事永远不要再来。我想，所有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有同感吧。
正因为作者是画家，她为自己这本散文集文字以外的内容同样付出许多心思。全书三百页，竟有照片(包括五十多年前和现在的，自己和亲人的)、速写、油画、插画(包括手绘地图)、装饰画一百四十幅之多，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加上整体设计者吴文越女士的劳动，这样精美的装帧，过去很少见到。我想也一定会引起读者很大兴趣，因为它几乎也是独一无二的。
（赵蘅《拾回的欧洲画页》，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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