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什么都要尽善尽美，对艺术要努力地追求，对人生要努力去奋斗，对观众要尽最大的责任。
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媒体面前，我一直在坚定地谈一个问题，好多人都说京剧不景气，只能说现在竞争比原来那个时候激烈了，人民的生活丰富了，那么就是人们选择娱乐方式的面广了，再加上现在电视等各种娱乐方式的发展，好像感觉京剧的观众少了，其实不是，我觉得京剧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她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她的生命力是任何一种民族艺术都不能媲美的。
当初选择学京剧并没有太高的理想和愿望，只是有些朦胧的意识，后来才逐渐找到了点感觉，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最后的酷爱。我到北京二十多年了，开始是苦一些，毕业后，正赶上下海经商和出国留学的热潮，那时我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可以说是"卧薪尝胆"的一段时间。
我当时在沈阳的时候，是从1971年开始学戏，一直到1978年进北京，这一段都是沈阳在恢复上演传统戏，我认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幸运的，人生的几步都非常幸运。这时候我们全国最高的戏曲艺术学府也是京剧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向全国招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喜讯，可是它在全国只招收两名老生。可能我从小受我父亲的这种工人性格的影响，形成了比较坚韧的个性，当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去考。那时进北京是需要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是不许来的，所以我就向我们政工组骗来了一个进京的介绍信，我买了一张站台票，父亲找了个朋友，从军人检票口把我送进了车站。我当时也是匆匆忙忙的，穿得也非常朴素，背着个挎包，我妈妈在内裤里面缝了200斤全国粮票和250块钱，然后我就上了火车，一路站到了北京。
下了火车，在昏暗的灯光下，也不知往哪儿去找，那种无助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难受：16岁来到北京，学校在哪儿，上哪儿去考，上哪儿去报名，一概不知道，我就在北京站住宿了4天--因为我当时急于来考试，早来了4天。到了考试当天，我走进考场，先进行了一个试唱练耳，老师问我会什么，我就说会唱《空城计》、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现代戏《箭杆河边》，现在想起来唱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反正没容中间他们切断，我就一口气唱完，打了十个串飞脚，拧了十个圈旋子，走了十个串小翻，当我走完后就感觉房子都在晃，眼冒金星。但是就这样，我也从考官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那个时候特别向往天安门，五点多钟我坐错了车，北京的五点钟天很黑，要下雨，很多燕子低飞。那时北京人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的，卖水果的，有拿着水果到那儿去吃的，到北京那么久后来才打听到那叫枣花西瓜，五毛钱一个，我口渴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上火，终于买了一个西瓜跑到国旗杆子底下坐着，用拳头把这个西瓜砸开，没小刀，但想吃，那种心情，浮想联翩，我当时立下一个志向：看着他们放风筝，北京人自由自在的那种生活，我想一定要进北京，一定要考上中国戏曲学院，一定要成为北京人，而且我说当我真正成为北京人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天安门广场放一次风筝，我是一边想一边掉着眼泪，最后西瓜也没吃。非常遗憾。
我来到北京从1978年到现在，也没到天安门广场放过风筝，很不愿意去想这一段，现在说实话，我现在有了家庭，每一年的儿童节包括国庆节，我都想开着车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灯，看花，看烟花，每一次我都不下车，我问外甥女，你要不要到广场上跑一跑，玩一玩，她说不，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舅舅在这儿掉过眼泪。
我很相信缘分，那时候我在演出的时候，几乎每一天我的演出，她都会来，其中因为我们将要告别香港的演出活动，回到深圳演出，演出谢幕后，很多人都是从观众席跑上台来献花。我记得那天我们都在后台换衣服，从后面跑来一位小姐过来献花，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她脸红红的，我也没有特别理会，实际上她是献花差点献错了人，我演出刚回到北京没多久，她就飞来北京找我，一年要跑几趟，因为我只能通过演出才能到香港。
我爸爸不懂戏，他是个工人，是个非常朴实的工人，他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的经历。我小时候有严重的癫痫病，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星期犯一两次，我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到处给我买药，用爸妈的话，到明天发工资今天晚上还剩下5块钱，躺下睡觉时候说，这个月真好，这个月没犯病，剩了5块钱，半夜就听到我那"嗷"的一叫，我爸爸说，坏了，赶快走，所以小的时候得了这样一场重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与邻居的小孩玩，那时东北在挖战壕，对面是铁丝网，他要邀我到那边去玩，我是大头冲下，掉到了这个战壕里，所以我头上有个大三角的一个疤，我爸说我那时两次大难不死，从小特别呵护我，省吃俭用，当我10岁进入沈阳京剧院时，不管是干什么，爸妈骑自行车满沈阳城追着我跑，看着我在台上一步步过来，现在我可以挑起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办了退休手续，我把他们接到北京已经七年了。
我每一出戏，我认为都有过火的地方，年轻、气壮、本身调门高，当然这算是一些客观原因了，我本身主观上有的时候也是想追求一下剧场效果，因为现在观众的欣赏跟过去的观众也不一样，现在整个时代的步伐也都很快，但这当中不能说我把慢板全都改成快三眼，能够希望现在无论是舞台的美术，还是音乐的节奏，唱腔里面音乐旋律的丰富，包括节奏的变化，都希望能够跟现在的时代一样，能一步一步地向前。
应该说，我从一开始就想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没想成派。我没正式拜师就是因为他们各有特点和专长，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人与人的条件不同，我也一直在探索，在看观众能否接受我的一些改变。而且一个流派的形成要有长时间的舞台实践，长时间地与观众的交流，不断改进才能形成。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我总是说演员没有得病的权利，实际上在上海演出时，我是在医院一直打点滴，打到四点半让车送我到后台化妆，演出完卸了妆回医院继续打到第二天早晨。就这样，在上海，白天晚上都在住院，除去演出这一段时间。我给上海观众有过许诺，因为这次演出是不成功的，我恨不得给大家退钱，所以我一定找最合适的时机，我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最强的阵容，带着我自己最理想的团，重回上海，给上海的观众道歉，给大家来重新表演这几出戏。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什么都要尽善尽美，对艺术要努力地追求，对人生要努力去奋斗，对观众要尽最大的责任。这就是我心中的愿望。
（摘自《真情演艺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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