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在桂林，时值抗战中期，此时桂林已形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报刊及出版社、书店等事业颇见兴旺。在报业中，《救亡日报》是最受读者欢迎之一种，这张报纸版面八开，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在这里写稿，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诗文学》等。这些副刊的轮流推出，加上其他版面的专栏文章，成为西南地区读者最爱读的精神食粮之一。《救亡日报》是文化人办的报纸，经费困难，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很多作者还是乐于为它写稿。大家都为了坚持抗战，为了在物资十分艰难的状态下，使这张文化界自己的报纸能够坚强地生存下去，由这一共同信念的精神凝聚力所维系。
《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初期的上海，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团体所办，主持人为郭沫若。上海沦陷后，报纸迁往广州，主编人为夏衍。1938年初，我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看到了这张在广州复刊的报纸，它的独具一格之处，是时事报导方面不占主要篇幅，大部分的版面，都刊载文化界各方人士的文章，和文艺界的活动信息。我记得还有外国人所写的文章，例如日本的进步文化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都经常有文章在那里发表。到以后迁到桂林，版面有所改变，第一版改为全刊登时事消息了。
广州沦陷后，报社迁到桂林，由夏衍全力经办，报社设于桂林桂西路附近，印刷厂则在郊区观音山。因筹集经费困难，报社人员的生活十分清苦，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平时的饮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盆蔬菜。但工作人员十分积极，不 论是编辑、外出组稿、采访等，工作十分忙碌。
夏衍的主持工作，看大样外，社论和时评具体是他写的。他不仅是位作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时评专家。除报纸外，他还主编一个刊物《十日文萃》，由附设在报社内一个南方出版社出版，每期除选辑部分各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外，大半另行组稿，每期刊首的时论就由夏衍亲自执笔。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对时局评论的文章。到以后1946年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有一篇时评刊出，一直到1949年离港北上到解放区为止，数年间奋笔未辍。他的时评，不仅记载着上一世纪30至40年代的风云变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字之精湛，具有深可玩味的文学性。
夏衍在主持《救亡日报》时，还写了不少剧作。他一直心系着远在上海“孤岛”上苦战中的一些新闻工作的战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撰写着抗日救国的铮铮之音，猛刺着日本侵略者，那些充满民族正气的报人，有的被日本特务绑架，有的被日特枪弹暗杀，有的报社被敌人放置定时炸弹炸毁。夏衍对他们的英雄行为一直心驰不已，他身在桂林，心在“孤岛”，写出了以此为内容的多幕剧《心防》，这出戏在桂林公演过。他还怀念沦陷后的广州，写了电影剧本《白云故乡》，由香港一电影厂摄制，不久后在桂林也放映过。
《救亡日报》以副刊的众多见长，这方面的负责人是林林，他是福建泉州人，青年时留学日本，与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创办过“质文社”，该社的负责人为郭沫若。质文社曾出版有《文艺理论丛书》一种，介绍苏联和日本左翼文学工作者撰写的文艺理论，林林就译过其中的一种。我那时只是个19岁的青年，喜欢诗，曾不断地写了一些寄给该报。有的登了出来，有的没有登。有一天，林林走到我工作地方来看我，使我十分激动，应该是一个投稿人去拜访编辑部的，哪有编辑到投稿人那边来的?林林是位和蔼可亲的人，谈吐温文尔雅，我以后也就经常到报社去看他。他对我写的诗有肯定的地方，又觉得过于忧伤。他是我开始写作时的第一个领路人，我一直感激他。有一次他告诉我，我的有一首诗被宋云彬指出既不通又不知说些什么，宋云彬向夏衍说了，夏衍就找林林，要他注意。林林告诉我这情况后，我一方面觉得很紧张，一方面又以为诗是表达人的心灵的感情的，可以有人懂，也可以有人不懂。林林 认为应该被人读懂是对的，他指出我诗句中不少用辞不当和文理不通之处，我很心服，自此后我就改变了那种写法，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批评，我尤其感谢林林。
与林林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陈紫秋，他既是编辑，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写得很好。我到报社去见到他时，常向他请教。他见我年龄小，读书无系统，就告诉我要学基础知识，要读名家的书，他开了一些书目给我，可惜很多书那时买不到。以后几年，据说他去了南洋，从此也就杳无信息了。编辑部还有位文学编辑名华嘉，他做编辑外，还写了不少散文。因为他外勤的事务较多，不常能看到他，我同他的接触较少。
说起外勤记者，报社有两位女记者高灏和高汾，二人是姊妹，都很聪敏，经常外出写些报导。我同她们不熟，一直到解放后高汾在大公报工作，我同她才熟识起来。听她说，她的姊姊高灏，因病逝于英年，是很可惜的。
还有一位报社编辑谢加因，是位很有才干的编辑，是报社的重要骨干之一。我同他熟识，还是在报社被国民党封闭之后，我们一同由桂林南下广州湾(湛江)同路时开始的，当时同路的还有作家周钢鸣，因为同路，有说有笑，从谢加因谈吐中显示的知识和才干，使我内心感到钦佩。此后彼此天南地北，我就不知他的音讯了。
《救亡日报》附设有一个南方出版社，出版一些时事性的读物和文学读物。我不知主持者为谁，但人员大抵相识。其中一位是世界语学者萧聪，当时的年纪已四十余，管编辑业务。另一位经理人员为张尔华，主管出版发行的，这位经理还是位书法家，写得一手美好的行书，出版社的书名题字和《十日文萃》中的若干标题都是他题写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位，解放后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王仿子，也曾在南方出版社工作过。
1941年春，发生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局势恶化，桂林文化城因之顿时衰落，许多进步的出版社、书店、刊物、报社纷纷遭到国民党的封闭或勒令停办，《救亡日报》也于此时被勒令停刊。于是报社人员四散，各自走向另外的工作岗位。盛极一时的《救亡日报》从此便消失于文化界，但是它的影响，却存留在现代文化史中不灭，如今老一代的文化人谈起《救亡日报》，总是怀着追念不止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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