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题曰《失魂的大学》。我所说的“失魂”，就是指大学本义、大学精神的质变，也就是腐败的意思。当时有人说我对大学教育的腐败估计得重了一些。现在看来，不是估计重了，而是远远没有说到事实已有的程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在“欣欣向荣”地大发展，另一方面我却亲眼看到、亲身感到大学那种高度的文化品格、那种求实创新的精神在萎缩，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严重恶化！
最可怕的，是这腐败一旦与当下教育管理的某种权力机制相“契合”，便出现了价值系统的大混乱以至完全颠倒。从常识上看绝难容忍的事，在事实上却能畅行无阻。某些学术骗子、学术混子竟能走红，而真正献身教育、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却往往吃瘪。腐败之风不但叫你反不下去，而且它变着花样地进入了管理体制，不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人如果认真咬住不放，他自己就有被请“出局”的危险，因为他会破坏腐败给一些人带来的“好处”。
前些年我还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哪怕社会上每一个领域都浸染了腐败之风，大学校园还是会坚守住一块“最后的净土”的，总觉得官场与商场的那一套“游戏规则”难以推行到高等学府这片文明、良知与真理的领地。譬如在国民党统治下最腐败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学等，都始终作为腐败社会中的一股强大的“清流”而存在着，它们标志着一个民族之文明与良知的不可磨灭，标识着一个民族对真理、正义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时日也没有放弃。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教育与学术腐败的大量事实，把我这个信念彻底粉碎了。清流难抵浊浪，净土已被污染。不久前问世的长篇小说《桃李》，写了一帮腐败透顶、将大学精神败坏殆尽的教授、博导、博士生、硕士生。作者似乎是把他们当做“当代英雄”来描绘的。其中一位法学院的邹教授，把自己手中的专业知识作为获取金钱和美女的资本，他既搞“教学”、做“学问”，又办公司、揽生意，完全是一个挂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当代市侩，但他深得院方赏识，也颇受学生的崇敬。有人说，这是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快乐”原则而世俗化、市民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必然“转型”。显然，这是十足的胡说。这“转型”恰恰是腐败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如果要这样“转型”，那不过是以前极左专制路线下叫他们“改造”实即毁灭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在西方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市场经济之下，也有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大学，但在他们那里，《桃李》式的“世俗化、市民化”的知识分子“当代英雄”并没有成为大学的主流，市侩教授无论在哪里都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大学的失魂并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破坏教育规律的结果。这一管理体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官僚作风与市场经济时代市侩式实用主义的结合上。
这样的管理体制，它既要坚持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控制教育的惯性，又要把教育当做“产业”推向市场，这就恰如“吃热的冰淇淋”，自相矛盾。掩盖“名”与“实”的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造假。因此，中国教育界与学术界的造假行为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鲁迅当年痛斥中国是一个“游戏国”，就是深切地感到了中国人造假的厉害。中国人造假是颇有文化根基的，譬如玩弄一个修辞上的小计谋，就能堂而皇之地掩盖事物的丑恶本质。记得一九九二年我访美时，美国同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不少小学、初中都有高额收费，这是犯法的——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法，教育当局为什么不被起诉﹖”我回国后向有关方面汇报此事，一位领导竟然批评我没有把洋人的“攻击”顶回去。我说：“中学收费难道不是事实吗﹖”他却煞有介事地说：“那不叫‘收费’，那叫‘赞助’，赞助在各国都是提倡的嘛！”我去查问，果然，你不说“赞助”，人家就不收你的钱，小孩子就入不了学。明明是硬性规定的收费，是犯法的事，但名目一改，天下太平。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修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不知掩盖了多少丑事?还记得有一年国家教委?今称教育局?一位司长来我校“视察”工作，我当面向他反映：“现在评博士学位点，有的学校由校长带头四出活动，贿赂说情，严重干扰了评审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位司长很不以为然地说：“主动出去疏通疏通，使评委了解情况，还是必要的嘛。”你看妙不妙，“贿赂说情”一下子就成了“疏通情况”。其实各申报单位均有详备材料上报，各评委据实情公议已足矣，还要你去“疏通”什么﹖十多年来，博士学位点评定工作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不就是因为现行体制下的“逻辑”和“修辞”还在支持着它，掩护着它吗﹖
大学的许多坏事就在类似的名实颠倒的造假中被掩盖着，而许多“繁荣景象”也在类似的造假中被制造出来了。诸如科研基地、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的评审，博士学位点、博士生导师、科研成果奖的申报与评定，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培养……一切似乎都在很正常也很正规的“制度”、“规则”之下运行，而且看起来从未如此“正规”过。然而人们并不把心思真正用在教育与学术的本身，而是将此仅仅作为谋取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敲门砖”。只要“门”一敲开，“砖”即丢之不惜。于是那种走过场、讲形式、重包装等诸多虚假不实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些“评估”、“检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叫各个大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在这当中，不仅“量化”的评估体系严重地损害着质量的保证，而且某些掌握着实际权力的人物?如那位希望人们去找他“疏通”的官员?也趁机大捞“好处”。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丑闻曝光之后，社科院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告诉我：“王铭铭虽然很不光彩，但他不过是一位小小的‘窃钩者’，更大的剽窃者自有体制保护，谁也抓不到！”我知道这指的是某种大项目的“领导者”——他利用手中之权，“申请”到一个“大项目”，手上就有一大笔钱；于是就有不少人投到门下拿这笔钱去“做”；终于砖头一样厚的“学术专著”出版了，这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权势者便是“主编”，大名赫然印在书上。这些年来，这样的“主编”是不少的。再说说在大学评估中起重要作用的博士学位点吧。本来颇为荣耀的教授之称，现已大为贬值——有“教授多如狗”之说，于是教授们纷纷去争当“博导”?博士生导师的简称?。在西方大学里，指导博士生本是极平常的事，教授、副教授、讲师均可为之。但在中国却把“博导”当成了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头衔。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刚评“博导”时，还有一批老学者把关，确实从众多教授中选拔出了一些比较优秀者，但在后来腐败之风的浸染之下，“博导”便泛滥起来。抄袭造假、贿赂说情等种种丑行越来越猖獗，而且各校护短，捂盖子，于是揭发愈加困难。
我是大学失魂的见证人。我觉得，发生在大学里的腐败，最可怕、最令人担忧、最无法遏制的，还不是虚夸造假之风、浮躁不实之气——这不过是事实的表面，而一种深层的质变——大学染上了官场、商场的恶习，科学与人文创新的锋芒断了、钝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严重恶化?近读谢冰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总是压抑不住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艰难时世中那批大学教授油然起敬仰之情。正如书中所言：“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这样的大学教授如今真是凤毛麟角了。今天的教授们在“利”的诱惑下，在“体制”的驱赶下，他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追求真理、护卫良知的精神几乎化为灰烬。他们比上一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的还开上了小汽车，但精神状态却远远不如后者。他们为了一己之名与利，对不合理的现行体制不惟毫无批判的精神，反倒是“习成软熟”，非常善于适应与迎合“体制”的要求。据悉，南方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一心想当“博导”，他就能巧妙地通过层层评审程序，当上了“戏剧学”博士点的“博导”，尽管他从未研究过戏剧。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只有一个“文艺学”的博士点，但全系各个专业的老师们都能“靠”到这个点上当“博导”。当初刚恢复学位制时，钱钟书先生拒绝当“博导”，因为他觉得这里边有一些虚夸不实的东西，自己难以左右；如今人们对此趋之若鹜，因为此中有“名”与“利”可图。精神的落差实在是惊人，也实在是叫人丧气?我个人也未能免俗，当了十多年的“博导”，深感学力不逮，十分吃力。契诃夫剧作《万尼亚舅舅》中有一段评价教授的话：“他这个人，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在教艺术，一直在写艺术论文，可是艺术是什么，他却连一点一滴也不懂。二十五年来，他一直都是摭拾别人的见解，在高谈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谬论。这么些年里，他所写的和所教的，整个都是读过书的人早就知道了的，而没知识的人却又一点也不感兴趣。这等于说，他整整讲了二十五年的废话。”我读此言，怦然心动，总觉得这里也部分地说到了我。现在，这样的教授以及等而下之者，实在是太多了。只有首先承认了这一现实，才有改变的希望。记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其中讲道：“闻一多是在黑暗的年代被杀害的，倒下的是肉体，站起来的是他的精神。而我们这一代活过来的知识分子，与闻先生恰恰相反，肉体是站着的，精神却往往部分或全部地倒下去了。”（《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七十八页）此话很不讨好，但它说的是事实。当今，大学失魂，教育腐败，知识分子精神萎缩，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互动的。因此，我对大学之魂的归来，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铸。
（摘自《都市美文》2003年第3期，海燕文学杂志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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