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样东西，从你入学开始就存在，但你直到死也看不到它；它是关于你的几张纸甚至几行字，但却可以决定你的前途和命运，甚至改变你家人的命运和人生。它是什么?芽答案是：人事档案。
人事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词典中的解释就是中性而冷静的两行字，但对个人而言，它是对你的暗中鉴定和考评，刻在你背上，一辈子像穿着一件"号衣"。在中国特殊的几十年历史时期，它演绎出了太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人事档案，作为封闭社会"单位人"最重要的身份象征，今天突然变成了"鸡肋"，据不完全统计，有６０万人抛弃了人事档案成为"弃档"一族。
据考，今天的人事档案制度最早成型于延安时期。在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为了考核党的干部，严格进行政治审查鉴别，建立完备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是一种必然需要，政审当然成为当时人事档案制度最重要的内容。
在动荡年代，尤其对一个地下党员干部而言，人事档案是个人与组织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如果档案丢失，则往往意味着过去政治生命的记录被抹去。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党员干部的人事档案成为当时旧政权最想获得的机密。
建国后，人事档案制度作为一种经验在全国被推广建立起来。缘自政审制度的人事档案一开始就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从延安时代直到80年代，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是以一种"政治人"的面目而存在的，而人事档案记载的最重要的项目也是一个"政治人"的身份要素：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参加革命的时间、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家庭成员的政治身份、政治经历……
而对一个人的命运而言，除了先天的阶级出身外，后天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其政治态度的考评，一张纸、一行字，完全可以把一个人从"敌人"变成"同志"，也可以把"同志"变成"敌人"。
计划经济时代，被计划的并不仅仅是经济生产，人本身也在严密的计划之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如他身后的档案被分门别类插进档案袋一样，被"计划"进一个体系森严的组织里，成为一个"单位人"。他紧紧地依附在巨大的社会体系之中，他的生老病死都在计划体系之内。他难得的调动升迁，依然如同身后的档案袋一样，不过是从这个档案架移动到了另一个档案架上，永远在这个严密的计划体系控制之内。
过去，人们形容一个不那么可靠的人时，常用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字眼：社会上的。
而在开放社会，人不再成为"单位"的依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时，他就是：社会上的。
开放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身份关系，而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人与社会、组织的纽带也不再是身份，而是契约。从身份到契约，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作为身份象征和控制手段之一的人事档案，一瞬间就成为多余的"鸡肋"。对那些离开"单位"的自由流动的人来说，不可继续通用的"人事档案"就成为换下来的旧鞋子。
根据人事部全国人才交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60万"弃档族"。几十万弃档族，遗弃档案到底为哪般?
可有可无无所谓。被遗弃档案的增加与档案的作用越来越弱化有关。在过去，档案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工具，现在，档案的内容不足以成为用人单位选拔和使用人才的依据，更多的作用转变为提供相关的人事服务，如出国政审、婚育证明、职称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而这些人事服务也有弱化的趋势。
调档麻烦折腾人。近年来，随着人事制度改革及企事业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用人单位拥有了用人自主权，但由于一些企业的改制，人员加剧流动以及人事档案的多头管理，造成了部分档案的流失，也造成了效率低、办事难的情况。
有人保管不理会。除了人们认为无所谓和麻烦外，一个重要的心理就是，用的时候再说，反正放在人才服务中心或原单位也没人敢毁掉。
方便省事自己揣。重实际能力不重档案记录，这一方面促进了人才流动，一方面也影响了个人在流动或工作转换中由于档案转递手续繁杂而放弃档案。许多人认为，无论档案放在哪里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反倒不如放在自己手里省心，有什么事情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完成了。(蒲红果)
人事档案的本质，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限制人员流动而强制建立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人身依附关系。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作岗位与人事档案之间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档案对人们求职谋生所起的作用已不具决定性。"弃档"现象，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可知可感的重要进步。
市场经济主张，要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才能实现。市场经济要求人才流动，将最适合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最有利发挥其作用的岗位上，并促进人才竞争。现行人事档案制度，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与竞争，不利于形成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与合理的人才竞争机制。"弃档"一族选择服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流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更省心省事。市场规则就是这样强行冲破人为的障碍，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组合。
近年来，与档案相关的现象还有很多：一些地区和单位为吸纳人才擅自为个人重建档案；或为留住人才、阻止人员流动而将档案扣压，不按规定转交；个别人为求职、考研、出国等目的，干脆伪造个人档案；个人携带档案四处游走，亦很普遍。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档案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了，人事档案所承担的过多功能也该作相应的调整和分离。一个基本的方向应该是，弱化和淡化其对人们自由流动所起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保留必要的个人履历文件，让公民身份证等个人握有的身份文件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强化档案观念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加入WTO后，人才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围绕档案而诱发的争执会日趋频繁。让人的属性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尽快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人"，是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人的全面解放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姚远光)
童大焕
尽管在过去人事档案重要得如身家性命，出国、升学、评职称、结婚、生育、调动、晋升等等，没有它几乎寸步难行，但就是这样"性命攸关"的东西，其科学、公正、客观、真实性问题却往往十分地令人怀疑。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而又不可思议的问题：档案可能会如影随形跟你一辈子，甚至按现行规定，在你死后５年之内都不能销毁，但谁也无权打开自己的档案，看看里面单位的鉴定到底公正不公正?选我们的档案的撰写，基本上是在长期无人监督的无序状态下完成的，生杀予夺全凭单位领导者的个人良知、道德和好恶，主观随意性较大，甚至不排除一些单位领导公报私仇往别人的档案中放"黑材料"。现行的档案制度，既无法解决把人往坏里写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档案弄虚作假把人往好里写的问题，档案中的学历、履历等等都可以造假造得天衣无缝。反正档案又不是公开的，荣辱升迁等等关键当口，都只有寥寥几个"关键人物"才有资格有权力看档案。我在１９８７年被借调北京市招生办协助招生录取工作时碰到一位考生，各种条件都符合第一志愿要求，可是学校却不要，一问情由，却是该考生档案被人写上：其父在"文革"期间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选当时其人的父亲正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我们据理力争，该生最终还是按第一志愿被录取。这位同学也许至今不知此事，也不知他的档案上还有没有这一条文字上丝毫无懈可击但与他（还是她？）毫无关系的、措词含糊、毫无科学性可言的"真话"？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的《南方周末》提到一个人：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周先生，５次求职接连受挫，原来是原单位在他的档案中放了一张莫须有的鉴定："此人曾利用职权骗取养老保险金。"为此，周先生以"侵犯名誉权"将原单位告上了法庭。如果不是周先生的一个朋友点破此事，他可能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有周先生的幸运，因为个人档案是密不示人的，包括本人自己。遇到周先生类似的情况，绝大多数人只能吃一辈子哑巴亏，也许有许多人到死成冤魂了，也不知道自己亏在哪里。
我于５年前开始抨击个人档案制度，去年还呼吁终结个人秘密档案制度。现在进一步向前、向后看，发现个人档案制度（不仅是其秘密性问题）已经到了应该彻底寿终正寝的时候了。一方面，它并不能为现时代的人才流动提供足够有力的信用证明（它自己的诚信都成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才的社会化、市场化，现行的人事档案所记录的种种信息如工资标准、工龄等等早已经失去意义；而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信息则完全在其各自相应的部门中有，纯属多此一举；至于出国、升学、结婚诸如此类等则纯属个人私事，没有必要经过单位或档案所在地批准，也不需要档案来证明。
个人档案表面上重若千钧，事实上它的真正有效的正面作用轻于鸿毛，而随着人才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现行僵化的人事档案制度的负面作用却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人事档案制度走过了它的"辉煌岁月"，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也到了它自动瓦解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说，各单位各企业特别是大单位大企业当然有根据需要设立人事干部的需要，那是企业和单位管理的一部分。但我们不需要那种人走档案也要走的"独立"个人档案，人才流动只需凭自我介绍和相关单位证明即可。这边就职，那边辞职。也不要什么调动、离职、停薪留职等等名目繁多的名头和手续。总之，人不能依附于档案，更不能被档案拖死。
（摘自《搜狐视线狂飙》，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定价：２２.５０元。社址：北京海淀区阜石路１５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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