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单位里时，经常看见工会的一位老大姐神神秘秘地把一些女同志拉到一边，悄悄递出一包东西，我于是到处打听是什么，怕是一些好处，而我却没有得到。后来知道那是安全套，只发给成家的女同志，好像成家的男同志比较害羞似的。我离开单位好几年了，不知道工会的老大姐还是不是那么神秘。虽然有些人攻击那些安全套的厚度与水鞋相若，我还是认为派发安全套是个好制度，当然，应该是人手一份，不管成家不成家。而且只要有性，就要有安全套。
去年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进入一些大学校园，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他们确实有理由愤怒，一些大学连恋爱都不许，但是却卖安全套，分明是教坏大学生，愤怒的逻辑也很严密，既然不准恋爱，就不会有性接触，也就不需要安全套，如果你需要安全套，就说明你违反了不许恋爱的规定，既然违反了规定，你的性接触有些负效果最好，起了警示作用。规定自有规定的道理，但我想，规定和事实是两回事，现在大学毕业生都二十二三岁了，根据统计，他们第一次性经验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性接触的事实大量存在，这样，就很必要让他们知道安全的性，包括在他们旁边有安全套售卖机。
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段，占每年感染艾滋病人口的一半之多。他们如果知道使用安全套，艾滋病传染的速度将会减缓。中国现有的艾滋病患者，官方统计是两万多例，观察人员普遍认为有六十多万，如果传播速度不变，再过十来年，感染人数将达到一千万。如果没有吸毒、性乱、性交易，我想，一定不会有艾滋病，有也扩散不了；如果工会和大学能完全管理人们的性生活，不用安全套，情形也坏不了。虽然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性生活陷入管制状态，但洁身自好应该是防艾滋病的最有效的方法，除此以外，对那些容易感染艾滋病的生活方式中的人，应该让他们知道安全的性，养成使用安全套的习惯。
这是因为生命权高于其他一切，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道德判断、生活方式的选择异于主流，甚至悖于常理，而不去帮助他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告诉他避免伤害的一些基本方法。现在的几十万人，可以心冷一点，不管不顾；可是我们不可能隔绝将来的一千万人，如果成功隔绝了一千万人，那么，这种隔绝法却是比艾滋病更可怕的病了。也就是说，人道关怀和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应该分开，就像红十字的成员在战场上抢救任何一个伤员，只是尊重每一个生命，缓解他的痛苦，这些抢救者也许根本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愚蠢的、不道德的、邪恶的。
我和你是什么关系?
东南亚某国的领导人前几天说：全国人都是某某某的儿子。这种论述方法我们并不陌生，东方人爱用伦常语汇来表达思想。发展到极致后，已全然不够逻辑，全国人民都管一个人叫父亲，那么祖父和孙子就成了兄弟，夫妻就应该是兄妹。按现在流行的组合，应该是姐弟。我们现在好点了，不会肉麻地管一个人叫父亲，也没有人敢那么明目张胆地做众人的老子。但是这种偷懒地用比喻来解释社会的思维习惯，却还每天都要碰到。
我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一些管理者说单位是家庭，员工们是兄弟姐妹之类的话，钱多些的单位领导，更容易对员工有意无意摆出施与者的姿态，甚至鼓励员工经常表示效忠。当然，出于绝对控制的恶意这么做的人，我相信是极少数，更多的人这么说，是出自本能认为这是最有效的管理办法。而这种脱口而出的表述，往往就是思想中最本质、最有影响力的元素。推敲字句写出的什么纲领，反而说明不了一个人脑子里真正的武器，他更有可能会拷贝些流行的理论来充数。
我只想有自己真正的家庭，对别人愿意做我的兄弟姐妹的好心也总是抱以冷淡的反应。我喜欢的状态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即使他面对的是法人或者巨大集团，也不能更改这种独立性，只要完成了他应尽的义务，他人就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比如说，硬要当他的兄弟姐妹。而义务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签署的契约型文本上有明确的界定，这说明我们是活在一个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而并不是靠在无限的亲缘关系上。
１６２０年，一百多个异教徒和亡命之徒漂流到了一个海湾。如果是中国人，他们会撮土为香，结拜兄弟，用虚拟的亲属关系把各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而这些人是来自欧洲，他们的做法是共同议定一个公约，主要精神是：非经许可不能统治。这些流落的人聚会的第一反应是用契约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人坐的船叫做"五月花"，他们在冒险到达的大陆上开始建造一个后来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
之所以说到三百八十一年以前的事，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依法治国"，法是什么，是最多数人同意的契约，而我们和三百八十一年以前的立约者比，从尊重彼此独立性的契约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还很少吧?
（摘自《来去自由》，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制作，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版，定价：２０.００元。社址：成都盐道街３号，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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