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
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被人阻挡，没有打中，因此自杀没有成功。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1954年2月17日，像北京往常的冬天一样，干冷、晴朗无云。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长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我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值班陪同首长散步是常有的事。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李力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
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
“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我要负责的。”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什么责，拿来!”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散完步，矫洪良目送高岗上楼后，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从三里河骑自行车到东交民巷，紧赶快骑，也得40多分钟，我们回来时，已是11点45分左右了。
白俊杰直奔值班室找矫洪良了解情况，我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措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
于是，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我整理誊清的，当时他没让我写抬头，所以我不知道这信是写给谁的。现在高岗再次仔细琢磨之后，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他拿过一叠印着“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信笺纸(纸质很差的那种)，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一封托孤信，信文很短，不满一页纸，字迹工整。高岗把这页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写上“周总理”。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经过起居室、卧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见高岗正坐在起居室沙发上，便开始汇报情况。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我一见小董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李力群见我下来，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在走廊遇到上她的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现在餐室的门掩关着，“高岗去那里干什么?”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这是餐室的西门，东门上着锁，没有开。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他一见李力群开门进来，便站起身来。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讪讪地坐到餐桌边。
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便坐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高岗沉默不语。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高岗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进了餐室。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我们讲了找高的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他是在找行动的适当办法，现在更不能离人，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我，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上楼，就说信已交王兴悦送出。叮嘱他千万别离开。
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那封，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再拆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
这时，小张又被支使下来，说首长要把信追回，不忙寄出去。显然，这是高岗有意把小张支开，并非真要追回信件，因为王兴悦骑摩托车出去，是追不回来的。大家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必须把问题挑开，制止高岗自杀行为。
于是，我、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小张紧跟在后，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包括高岗在内，大家都还没有吃饭。
我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我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餐桌西边南面第一张椅子)。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说着，他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原先坐的位子上，自己坐到左边第二把椅子上。
小董和李力群等紧跟着进了餐室，站在餐桌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高岗让他们二人把信烧掉。他们从我手里接过信件，走到壁炉前烧信。
我仍很激动，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他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我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信纸在燃烧，发出轻微的声音。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整个餐室内外，安安静静，没有声息。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他虽然压着我，但被我紧抱着双臂和胸部，使他的上臂不能转动。要去捡枪，必须挣脱我向左侧转身。因此，他只得靠双脚着力撑着地毯，用力把两人的躯体同时向左侧转动，而我则竭力顶住，阻止他。尽管我比他年轻14岁，可是力气远不如他，加上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腿使不上劲，因此，阻拦不住他向手枪靠近。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如果手枪被转到他的右手，问题就严重了，肯定又会开枪，不只是打了他自己，还可能打了我或别的人。我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随着我的喊声，小董、李力群从对面壁炉前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从门口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更有使劲掰开高岗左手手指的，而高岗仍被我紧紧抱住，仰面躺在我身上，奋力挣扎着，一声也不吭。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高老虎、白俊杰、董文彬他们力气大，在夺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协同合力，任何一个人是很难把枪夺下来的。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向上面报告高岗自杀这件事，还是向医院求助来人抢救?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对高岗，对高岗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到高岗家里来，穿堂入室，楼上楼下，都自由随便。这次，他从楼下找到楼上，找到办公室，推开门一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志文听明白了，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
安志文啼笑皆非，查问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
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李力群和张自信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高老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和安志文、小董、白俊杰等都纷纷下楼，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我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 ．．．
（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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