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体腐败型
中国大陆《民主与法制》杂志曾特别提到警惕集体腐败现象。这种集体腐败不是以个人行为为主体，而是遵循“利益均沾”原则，即建立一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凡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集体走私、集
私营的官家店是指由党政干部直接或通过家人亲属间接经营的私营酒店、歌舞厅等行业。从全国范围看，私营官家店多如牛毛。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通过权力和“后门”关系等社会资本和非经济手段，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从而牟取暴利。以权谋钱是这类官家店牟取利润的先天条件。据《法制日报》报道，在1994年前后，官家店在湖南省怀化地区买卖特别兴隆。这个地区5个县市竟有270家相当规模的“官家店”，占当地515家酒店总数的53%。某市卫生局领导，利用权利开设了一家酒店，就坐落在全市最有名的医院旁边，其女婿任酒店总经理。病人动手术请客要去他的酒店，医院来内宾或外宾请客也去他的酒店。从公家、私人、国人和外国人的腰包里，他从从容容、稳稳当当地就获取了利润。某局开会，局长硬把与会者从单位招待所拉到其家属开的酒店就餐。某县国土局的领导手握征地审批大权，毫不掩饰地要前来办手续的人到他开的酒店去“关照生意”。某酒店自公安局“入股”后，几乎成了公安局的接待点。
据2003年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买官卖官腐败问题严重，竟有官员为升职向中央领导人行贿。据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副局长牛凤玉除了受贿之外，还为了升官行贿100万元，被判刑12年。为了升官，他还于2001年11月伙同商人吴凤丽，利用中央某领导的亲属张万举、张玉秋，行贿100万元。判决书说，张万举在北京将装有100万元的密码箱及牛凤玉的简历、名片送到某中央领导人家里，某中央领导得知此事后，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中共黑龙江省绥化地委书记马德向2600多名县处级以上官员卖官，聚敛钱财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被拘捕。
7.行业垄断型
一些与金融、股票、保险、外贸、海关、房地产、流通部门以及有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行业的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权钱交易，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容易获得私利。据中新社报道，原建设银行顺德分行何志英等四人勾结成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13亿多元；原中国银行南海支行舟灶办事处职炳辉等二人合谋贪污5000多万元；原建设银行佛山分行百花办事处负责人吴强挪用公款2380万元；原广州鸿联信息实业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罗荣贪污和挪用公款3201万多元；原沈阳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通过非法放贷，收益170多万；原广西自治区北海市土地局用地科科长，利用批地权力，上任仅7个月就受贿300多万元，平均每天吞金1.4万元；原贵州省思南县保险公司业务股副股长张秀芳利用收入不入账或少入账，侵吞机动车辆保险费212笔，共计71.9万余元。
以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数字为例，1999年以来共查处发生在金融证券、海关、国企、司法、工商、税务等8个领域和行业职务犯罪案件598件，国有企业职务发案率占到上述8个领域发案总数的90.3%。而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犯罪的多发区，往往也是企业亏损较为严重、职工下岗人员最多的行业领域。
8.权色交易型
不少官员加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包养了婚外的女人，即所谓金屋藏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财源保障。于是权色交易与权钱交易便混杂在一起。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以及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就属于这一类型。1990年被判死刑的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受贿15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长期供养十余个“小蜜”。原四川省成都市交通局长石全志于1995年遭法办，他贪污挪用公款100多万，其中竟用近10万元赎出和安置了两名按摩女。1995年被捕的原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达100万元，并买房多处养了多名情妇。1994年被捕的号称汽车大王的原青海汽车制造长厂长兼党委书记禹宝森，花费大量公款先后养了7名女子一起吃喝玩乐。1992年被捕的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余永恒贪污受贿20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钱就花在了他供养的两个情妇身上。
9.及时行乐型
据中新社2000年3月13日报道，辽宁东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部原经理黄振江，携带非法所得于1995年6月潜逃哈尔滨，两年时间他与一个女人挥霍250余万元。其间他还包了一个小姐，一周时间7万元，平均每次日万元；他还将200万现金埋在哈尔滨市河堤旁，结果被他人挖走，竟不敢报案。海口市振东信用社会计吴乾福，在8个月内侵吞公款720万元，一次他携带贪污的58万现金乘车，钱被抢、人被打，却不敢报案；他是舞厅的常案，靓女走马灯似地换，送女人礼品出手就是5万，聚赌出手就是10万、20万；他还用200万元一次购买4辆豪华轿车，组成车队与哥们儿兜风。此外，诸如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北方、江苏靖不市原市长王新民、贵州遵义地区原常务副专员唐荣光、大庆石油管理局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王连宝、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德元、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余永恒、成者市交通局原局长石全志等人，都是暴敛恣睢、及时行乐腐败分子的典型代表。
10.宗族家长型
中央有关部门曾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被宗族势力所把持。原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赵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允忠把本村当作自家的天下，自己成立公司，变成公司的大老板，占有村中四处大院，把集体产业据为私有，甚至购买武器弹药、纠集地痞流氓、任意拷打和盘剥村民。天津市宝坻县有个全国乡镇企业的典型大邱庄。那里曾经产生过一个禹作敏，即那个全国最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他就像这个村的大家长，“总爸爸”他就是政府，就是法院，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他把整个企业不仅搞成了独立王国，而且更成了“家天下”，并让他的儿女亲戚把持各个部门。他还任意私设公堂，拷打村民或雇工。一次，他唆使打死了人，竟敢一手遮天，阻拦公安部门的调查，甚至扣押干警。原达川市市委常委兼西外镇镇长魏传安，被老百姓称为“西霸天”，平时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他还索贿受贿，中饱私囊。原辽宁省义县大榆堡镇的镇党支部书记于平印，把自己的众多亲属安排在本镇重要岗位上，大搞“家天下”，于家因此成为全镇首富。不到4年时间，这个“家天下”集团就吃喝挥霍公款50余万元、强奸作案9起、流氓伤害案23起、敲诈勒索案50余起!原山西省定襄县衡山村村党支部书记李计银曾为四级劳模――全国、全省、全县和全乡劳模，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曾有如此众多光荣称号的他，也很快成了当地新生的恶霸。改革开放后，他更有实际利益的机会可乘。他在村中占居了两套大院共39间房屋以及汽车、拖拉机，并开有饭店和商店，成了当地的大老板。一次，他丢了自行车上的一个车铃，竟用自己的专政工具――村治安保卫会扣押了70多个村民，甚至严刑拷打。由于他触犯刑律，民愤极大，故被法办。
11.红黑勾结型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许多省份地区，流氓犯罪集团甚至有严密组织的黑社会势力，对经济活动有很大渗透，如控制资源、把持交通、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收保护费、做黑白两道的生意等，他们与政府官员、宗族势力、各种不法分子甚至海外黑社会相勾结，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原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白庆林，则成了在107国道疯狂抢劫的土匪团伙的保护神，他之所以给这些不法分子提供保护，就是因为长期接受他们的进贡。原河南省商丘地区拓城县交通局……
（摘自《思贯中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38.00元。社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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