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在书店
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把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的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的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再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有一年，艾芜先生要率团到朝鲜访问，打成都来，七十多了，还爬上五楼到我办公室。三十年代他就是三联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的老朋友，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被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我，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他长我十八岁，我叫他“汤先生”(艾芜本名汤道耕)。
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只谈书不谈别的。我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现在，他住到南方去了，夫人贤惠，生活很幸福。
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楼公(适夷)说：“北京没有茶馆、咖啡馆，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不像上海。记得上海南京西路的一个拐角，有家用球状玻璃器煮咖啡的小店，路过我总要进去喝一杯，十几年前还在。北京老舍茶馆，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茶馆，也喝不起。”
“文革”期间，一九七二年我“解放”了，袁水拍还靠边站，没有事干，一个人在家里推敲毛泽东诗词英译，有时也来，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点颓唐。
后来他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就忙了，没有时间来我这里泡。再后来……世上的事，真难说；不过我至今还是怀念他，诗人马凡陀。
我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朋友封我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最近，我还给人民出版社提意见，一要办好食堂，二要修讲究的卫生间，一进一出，乃关系职工利益的大事。为什么会议室倒舍得花钱一再装修?他们说因为要接待外宾。
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例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在“五二?”办公室三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六六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回首。还有一些可悲可喜、刻骨铭心的事情，留下回忆，难以忘怀。
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接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半个多月前，丁聪住进医院，上星期动手术，到今天还只能进流质。楼公、君宜大姐住院一年多了，我去看望，他们说了许多，可我一句也没能听出来讲的什么。卞老下不了楼，宝权兄出不了房门。我多了一条腿，三条腿走路还不如两条腿。老了，都老了!只有方成，仍骑车到处跑，宗江还飘洋过海，不服老。
丁聪出院，恢复健康，我们每月一定的三联相会，然后下馆子。不过现在得爱惜自己，自觉一点，不大块吃肉，不大口喝酒，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十月一日，北京举办“丁聪画展”，丁聪书面答谢说：还可再画十年，也就是说画到九十岁，那真是读者的福音!到那一天，八十四岁的小老弟，我一定敬他一杯。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子夜惊魂
十月十七日夜，倚床看书，几十年的习惯，一卷在手，方可入睡，比安眠药灵。
忽然电话响了。有一种朋友专拣这个时候打，你准在家。来电话的是日本朋友刈间文俊，一位热心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朋友，他又来了，普通话说得比我好。
宣暄几句，刈间君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我好像遭了电击，五雷轰顶，怎么可能呢?三月间他去澳大利亚还好好的，我叮嘱他早一点回来，至迟春节。他说：“一定!一定!”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定居北京。
刈间说，他是从一位日本汉学家那里得知的，消息来自一位中国作家。汉学家已经写了文章寄回东京报道此事。
刈间说：“也许听错了，这位汉学家的汉语不太高明。”希望是误传。
虽然已经十二点，还是打电话问问丁聪的“家长”沈峻。她一听，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可能。”
一夜没有睡好，快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电话又响了，沈峻打来的，说已经跟苗子通了电话。阿弥陀佛!原来乌有。
过了两天，沈峻转来苗子的传真，是苗子的手迹，确凿无疑。老华不知道起因，骂苗子没事吃撑了。这份传真是：
华群武先生并转沈峻：本人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晚十二时厌世自杀。并已通过日本刈间君电话通知范用先生，以为从此幽冥异路，永难以京中友好相见了。但一念“悼文”尚未改好，无法向组织及白吃了他们八十三年米饭的广大人民交代；二念一个人独行，道路不熟，生怕要上天堂时，错走地狱，从此永劫不回；三念君武、黄胄、范用、宪益、小丁骂我不先打个招呼，鬼鬼祟祟地溜跑，不像男子汉大丈夫行为。所以现在还没死。此外，还因各位应写的对黄苗子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瞑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苗子未绝笔。十八/十/一九九六。
“活下去，还是不活?”大有丹麦王子派头。我可以保险，苗子一定会活下去，还有那么多要写，他怎么肯撒手呢?此次去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作。苗子是走不了的。
所谓“悼词”，苗子在丁聪的《我画你写》中有一篇字字珠玑的《遗嘱》，全文如下：
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副花圈，写上几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互相欣赏一番。这比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审批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好厉害!不过，苗子写这篇遗嘱确实出于至诚，绝非戏言。那种需要经过上级审批的“悼词”，不知给人事部门伤了多少脑筋，字斟句酌，往返磋商，又不给稿费，我就经办过好几起。早在十年前，苗子就立过一篇更为详细的遗嘱，说什么：“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苗子这家伙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说什么：不必按其生前级别买骨灰匣，只要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玻璃瓶，“这并不是我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说什么：也可以“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
我的老领导华应申亦有类似遗嘱，他走了已有十五年：
效法杨老(东莼)，改革丧事套套。什么“向遗体告别”，千万别搞。死了赶紧烧掉，骨灰不留，做肥料。也不要去八宝山追悼。本单位开了小型座谈，工作检讨，生活检讨，缺点错误也不饶，不是光说好。
我最犯愁的，怕别人抢在我前面先走，怕接到讣告，怕接到电话。这几年，每年都要接到好几回，有什么办法!“海外东坡”也不止一回了，上一回是舒湮告诉我亦代仙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先大恸，弄清楚了，又大喜，好像做了个恶梦醒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恶梦也有可爱之处。
一九八九年，我给单位写过一个报告，我死了，不要发讣告，不要写行述，由我的子女出面通知亲朋好友。我拟好了几句告别词，请潘耀明兄在香港印了一张小片片，那年体检，疑患胰腺癌，准备告别，不料活到现在，有惊无险，平安无事。我的告别词要言不烦：
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但愿夜夜平安，电话铃不响，睡个好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
怀念书友家英
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跟读书人过不去，总要在这方面做文章。秦焚书坑儒，明清株连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谁家有几本书会坐卧不宁，甚至可能遭殃。书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根，难道教训还不够?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布，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逄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四十四岁。
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他非常了解毛泽东。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被邮检没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文汇报・笔会》)
(摘自《泥土脚印》，凤凰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16.00元。社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