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人类最古老的艾滋病毒

2004-10-01 15:05:00　来源：书摘　[美］约瑟夫　我有话说

　　疫病来袭

1983年初，一位来自比利时安特瓦普的同事詹・戴斯密特告诉我，有一群来自刚果(金)的病人疑似得了艾滋病。到了3月，他和同事已经接触了30多位这样的病例，数字高得惊人。虽然比利时已经在20年前结束了刚果(金)殖民，但是两国依然关系密切，刚果(金)人得了重病，如果有办法，还是

会飞去比利时求医。我曾待过刚果(金)，知道能够负担到比利时就医的人，不超过1%，所以潜藏的病患数字一定比这个更高。

感受到疫病的危机，我与“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负责人吉姆・科伦商量，他也认为刚果(金)一定还有许多艾滋病患，我们一面继续留意比利时方面的发展，同时科伦也答应给我所需支援。7月，我打电报给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电报转给了大使馆里的科学专员席夫・威尼克。我请他与刚果(金)卫生部长的首席顾问卡力沙・鲁地联络，看我是否有机会到刚果(金)调查艾滋病。9月，鲁地同意我前往。

1983年，艾滋病毒还未分离出来，根本没有检验方法可以确定一个病人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当时只有耗时麻烦的T4/T8检验法，测量免疫系统中T细胞数量的变化。老实说，当时我们甚至不敢确定艾滋病是不是一种病毒感染，病毒分离不出来，也就无法仿抗体试验。为了在刚果(金)进行T4/T8试验，我需要一位技术员，除了技术熟练外，还要帮我在刚果(金)装设检验室。最后我选择跟了我两年的席拉・米契尔，她虽然是第一次到非洲，却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后来更四处到开发中国家为他们装设“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实验室。”

到了刚果(金)，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在金沙萨找地方设立实验室，这个地点必须有干净的水、充足的电力。接着必须决定挑选哪一所医院做为合作研究对象。该地两所最大的医院分别是“雅莫妈妈医院”，与位于郊区的大学医院。大学医院的病人多是富人，而“雅莫妈妈医院”则挤满贫穷的病患。

“雅莫妈妈医院”是个典型的殖民时代建筑，病房很大，屋顶是年代久远而锈蚀的铁皮，水泥地板上满是陈年污痕，病房的通风设备则是老旧的员扇与没有窗棂的窗子。每间病房有30张铁床，床垫是棉花或干草塞成的，床单总是不够。病人伙食由病患家属自行料理，由于人手短缺，家庭还要分担看护工作。医院里的卫浴设备不足，大半是坏的，一进医院，臭味就扑鼻而来，如影随形直到你步出医院为止。医院里总是挤满重病患者，有的严重黄疸、有的肿胀流脓、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呕吐不止、有的得了痢疾，很多病患是因为伤口久治不愈才被送进“雅莫妈妈医院”，这些病人伤口化脓、流出可怕的液体、散发着可怖的臭气。病人成群地涌进医院，在昏暗的走道上呻吟哀号，这就是穷人生病与死亡的面孔。

我们就在这样的人间炼狱里，用T4/T8细胞试验来寻找艾滋病患。“人类免疫不全病毒”会选择性地杀死T4淋巴细胞，但是放过T8细胞。T4淋巴细胞是人类抵抗外来侵略体的关键，如果病人的T4/T8细胞比偏低，我们就知道病人得了艾滋病。因为“雅莫妈妈医院”实验室设备不足，为了展开T4/T8试验，米契尔在大学医院装设实验设备。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都是检查病患、采样，然后赶在当天下午送去实验室给米契尔，试验流程需要好几个小时，我们愈早把样本送给她愈好。我们用来治冻储存样本的容器，里面装的是摄氏零下200度的液化氮，如果直接将样本放入这样的低温中，细胞冷冻过速会爆裂开来，失去了冷冻保存的意义。所以我们是先将装了细胞的小玻瓶放入厚纸袋中，再缓缓沉入液化氮的雾气里(液化氮产生的雾气约是摄氏零下80度，相对起来是暖多了)，数小时后，细胞就会自然的冷冻完成。这有一点像下水游泳前先泡泡脚、适应一下水温一样，只不过冷多了，我们的脚在液化氮的雾气中铁定完蛋。

这整个过程非常耗时，经常到了晚上7、8点还不能收工。化验工作总是烦人、乏味、耗时，但是米契尔都承受了下来，虽然她在T4/T8细胞比试验上很有经验，但是每天在显微镜下一坐两三个小时，使她的视力与背部大受伤害。实验室的工作不管怎么精密、科学，本质上，仍是苦工。

在我们展开调查的第五天，一位21岁的女人昏迷不醒地被送进医院，她的家人说她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有一点发烧、体重减轻、剧烈咳嗽，过去两周，她开始头疼，渴睡。当家人怎么样都叫不醒她时，终于决定把她送来“雅莫妈妈医院”，因此我认识了雅玛。

城中的“自由女人”

9年前，当雅玛的家人由卡那加搬到金沙萨时，他们自然而然流落到城中贫民窟。

城中的女人没有多少谋生能力，出卖肉体是其中之一。那些被称为“自由女人”者不完全是未婚，有的是寡妇、离婚、分居或者被弃的女人。这些女人没有赚钱方法，却要养活自己与孩子。她们被称为“自由女人”，是指她们可以用“性”交换金钱或礼物，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她们等同于“妓女”。妓女是职业，必须经常性地工作；自由女人则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卖身。伴随着经济的瓦解、城中的人口日益众多，自由女人也愈来愈普遍。这正是女性社会地位低落会增加卫生危机的最好例子。

尽管雅玛的母亲努力工作，但却无法养活所有的孩子，有时她忙到连孩子到哪里游荡都不知道。当然，她不能奢望孩子有就学机会，就算她有钱送孩子去念书，也没有那么多学校让城中贫民窟里所有的孩子都入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自给自足。玛雅以城中贫民窟里的青少女为师，也学会以肉体交换金钱，虽然出卖肉体在刚果(金)乡间是绝不被容许的，但是在这里，或许是因为环境太困苦了，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20岁时，雅玛已经堕胎2次。1982年底、83年初，雅玛开始体重减轻、月事不规则，到了83年5月完全停经。伴随着体重下降，雅玛感到疲倦、畏寒、胃口不佳且不时干咳。

失去体力工作，她现在完全仰赖家人，而贫穷的家人也无力送她就医，一直拖到9月，她的母亲怎么样也叫不醒她，束手无策下，才将她送进了“雅莫妈妈医院”。

我们第一次看到像雅玛这样症状奇特艾滋病患，但是比利时籍的尼斯特医师说他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去年间隐球菌脑膜炎病人增加，或许，雅玛也是感染了隐球菌脑膜炎。隐球菌脑膜炎是由一种霉菌侵入脑部造成，通常发生在末期癌症病患上，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遭到化学治疗与钴60照射的破坏。

尼斯特医师为雅玛做了一次腰椎穿刺，显微镜下，可清楚看出雅玛的脊髓液有数以百计的圆形透明生物体，显示她的确感染了隐球菌脑膜炎，麻烦的是我们没有抗菌药物可以治疗，抗菌注射剂毒性太强，而抗菌药片一片要15美元以上，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雅玛迈向死亡。因为长期昏迷，表面上看来，她死得还算安详，但是体内却在进行一场战役，所剩无几的T4细胞徒劳无功地与裹有糖衣保护的球菌奋战。眼看着雅玛迈向死亡，所谓医生，还远不如清洁人员有用，至少他们还可以打扫病房，在工作中看到成果。而我们呢?只能呆呆站着，看不出我们多年的医学训练有什么用处。

在为期3周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像刚果(金)这样极度贫穷、对艾滋病患毫无医疗支援的国家中，造成艾滋病患死亡的疾病真是无所不包，因为他们总是忍了又忍，拖到最后阶段才就医。

所有的病患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染上这种恶疾，而我们，也只能满怀畏惧地看着她们死亡，医生的角色由救人萎缩到只能卑微地做些医学记录。我们惟一的希望是透过对艾滋病的观察与记录，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某一天某人会发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

　　揭露艾滋病的历史

了解艾滋病来自何方，有助于了解此种疫病是如何发展的。不久，我们便发现艾滋病例集中在中非洲与东非洲，而且多数都居住在都市里。当医学界发现“类人猿免疫不全病毒”时，发现它和“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很像，虽然猴子感染了“类人猿免疫不全病毒”并不会出现如艾滋病的症状，许多人还是迫不及待下结论说艾滋病一定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理论证据薄弱，猴子住在丛林，而艾滋病患多住在都市。虽然我们可以寻找那只“罪魁祸首”的猴子，但是我怀疑会有什么结论。所以，到底艾滋病的源头在哪里呢。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其实不是很有效率，它必须透过性接触或血液(譬如，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输血)才能传染，这个讯息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再度，我又重思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这个困惑点不在艾滋病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而是它为什么可以潜存那么久，却直到80年代初才爆发开来?我从未见过任何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或许除了肺结核)，少见于非洲乡间，却集中在大都市。过去几年刚果(金)变化很大，最大且最深的一个改变就是迅速的都市化，数以百万计的刚果(金)人从乡村迁往都市。

在非洲乡下(就我所待过的地方而言)，杂交、滥交并不常见，人们不会容忍随便的性关系，强大的社会约束力，会让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下场悲惨。此地盛行一夫多妻制，女孩都早早结婚，这种剥夺女性自由的社会体系，不但让杂交、滥交不可行，也让艾滋病缺乏传播渠道。加上艾滋病潜伏期很长，或许几年下来，致死的病例不过几桩，而在缺乏医疗设备与医疗人员的乡间地区，这些病例也很可能被忽略了。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纵线研究，观察刚果(金)乡间在一段长时间内，艾滋病患的比例到底有什么变化。这时我想到1976年在杨布库做伊波拉病毒研究时，曾抽取了六百个血液样本，一直放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冷冻库里。

我打电话回中心，找到负责做“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筛检的同仁，请他化验那一批血清。化验结果是，600个样本中有5个对“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抗体有反应，显示1976年杨布库地区的居民约有0.8%的人口感染了病毒(1982年我们在巴黎的克劳・柏纳医院，又针对一批于1976年在苏丹抽取的血液样本做检验，结果是0.9%，两地的结果相当接近)。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企图从那5个样本分离出病毒来。许多病毒，包括“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离开人体后无法生存得很好，会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内死亡。为了保存，搜集这些样本必须很小心，以“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来说，最好是保存完整的血液，但是我们在杨布库所采集保存的只是血清。虽说，我们小心地用干冰处理，保存在摄氏零下80度的低温下，但毕竟已经10年了，要让病毒在这么不理想的环境里存活10年，实在不容易。

“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实验室”的珍・盖契儿负责做病毒分离工作。

盖契儿与唐纳德所分离出来的病毒，后来被当成研究“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演化史的原种病毒株。由于“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病素株很多，科学家在不同时间地点里分离出来的病毒，可由这个原种病毒株做演化比较。后来有科学家排出原种病毒株的基因密码排列，可惜此判断某个病毒株的基因改变了不少，也可借此判断两个病毒株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这些讯息全部加起来，就可以制作出“基因系统树图”(dendrogram，即所谓的族谱)。凭着系统树图，科学家发现虽然“类人猿免疫不全病毒”看起来和“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很像，但还是有差异，古早古早以前，它们可能共同拥有一个祖先，但后来却分道扬镳。到底这种病毒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类?还是由人类传染给猴子?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我们惟一确知的是两种病毒在演化上的分道扬镳，绝对不是最近的事。

有些儿童一出生就患上爱滋病，
这与他们父母本身有爱滋病有关

　　艾滋病病毒顺流而下

狄库克的挑战十分艰巨，他必须到一个最为世隔绝的村落，询问一个事隔10年的问题：过去10年来，“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怎么了?他要找出10年前感染了病毒的人，尤其是那个年仅30多岁的女性带原者，我们就是在她的血液样本中分离出人类最古老的“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的。

狄库克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疫情调查员，曾经在肯亚做过研究，迫不及待要回去非洲。30多岁的狄库克体型修长，像个长跑选手，是个典型的世界公民，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美国人，他拿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着一口流利的英国腔英文，娶了一位可爱的肯亚美女苏碧托。狄库克在英国布里斯托医学院拿到学位后，搬到美国接受肝脏专科训练，因为想研究非洲的病毒，所以投效“疾病控制中心”。

狄库克出发去刚果(金)前，我把600个样本资料全给了他，其中最重要的是那5个艾滋病带原者，他的任务就是查出这5人后来怎么了。

我待在亚特兰大，心里焦躁不安。狄库克能完成任务吗?他会发现艾滋病蔓延开来了吗?我几乎有点嫉妒，我应该自己前往刚果(金)的。但相反的，我却窝在办公室，替狄库克处理房子租约事宜，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支援他的冒险。

寻找一条10年前的线索是艰难异常的工作，但狄库克还是找出了那5个人的下落，一方面归功他的努力，别一方面则要归功刚果(金)乡间社会组织的稳定。5个带原者中已有3人死亡，为了确定他们是否死于艾滋病，狄库克必须访问他的亲人，访查结果显示他们死前都曾体重减轻，再加上其他症状，让狄库克确信他们都是死于艾滋病。另外两个人，狄库克采了他们的淋巴细胞样本带回美国，后来化验确定他们体内有“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抗体。

接下来狄库克对村人做随机取样，约取了300个血液样本，整整花了6个星期，狄库克才完工返回“疾病控制中心”，我们将这些样本交给“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实验室，然后等待结果。

结果证明我们推论正确，此次在杨布库采得的样本，带原的比率和1976年一样，只有0.8%。现在我们知道过去10年“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匿藏在哪里，我们也确定非洲艾滋病不是什么新东西莫名其妙地自丛林中窜出，事实上它的源头就在中非洲乡间，它潜藏在那里，感染了一些人，但始终没有爆发成足以对大众构成威胁的大流行。法兰西丝・布朗法案奈特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她化验出1979年那一批采自苏丹南部乡下的血液样本，感染“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者约保有0.9%。

艾滋病在乡间会维持一种不构成威胁的传播率，到了都会区，却演变成恐怖的大流行，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观念。我们原先的理论是不是正确的?快速的都市化是不是让艾滋病在短时间内人人闻之色变的原因?

狄库克对河畔城市里的居民罹患艾滋病的比例又是如何，他选择乌班基河畔的里撒拉城采样，赫然发现此地单身女人带原比率跃升至11%。里撒拉城是金沙萨的货物转运枢纽，近年人口激增，“自由女子”不少，使得此地女性带原比率远高于乡下女子。这证实了我们第二个论点：人口迁移、剧烈的社会变迁、性行为的杂乱与都市化有关，也助长了艾滋病的蔓延。在金萨，“人类免疫不全病毒”带原比率约为8%～10%，但是“自由女子”带原比率则高达30%～40%间。

现在我们手上有了艾滋病10年分布滋长图，从比率甚低的乡间到城市里的高危险群(譬如自由女子)，愈大的城市愈危险(譬如金沙萨)。过去10年来，“人类免疫不全病毒”正不声不响地顺流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