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候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摘自《时刻准备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定价：19.00元。社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邮编：4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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