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三、插红旗，拔白旗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摘自《我是北大留级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南京高云岭56号，邮编：210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