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见报纸上出现“诚信”二字，心里未免有几分困惑。打从解放那年入学读书，我是新中国培养教育的第一代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不记得教科书里有“诚信”这个词儿，也没听老师讲过。查
这个词触动的第一根神经是，对敌人能讲诚实信用吗?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兵不厌诈”，欺骗敌人，愚弄敌人不但不是不道德，而且是一种大智慧(如同我二哥的朋友捉弄他那样)。西方人虽然也讲战略、战术，可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计谋自叹弗如。所谓计谋，就是欺骗敌人的花招。“三十六计”可以说是骗术大全，据说西点军校都把它列为教材。然而他们单单把三十六计当做东方军事谋略去看待显然并没有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敌人固然决无诚信可讲，更重要的是，三十六计不只是兵法，而且是人生技巧，无处不可用。近来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三十六计》，把计谋的使用分为战场、官场、商场、情场、职场、处世、公关、管理洋洋八大卷，还列举了故事，外国人看到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耶稣还差七百多年没诞生，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都还没影儿，更不要说什么美丽坚)我们的先人已经把军事谋略在政治、外交、人际关系上运用得出神入化。《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这最精彩的中国文化经典里，兵法演变为纵横术，纵横术演化为权术，权术普及为勾心斗角的计谋。战场无限扩大，“敌人”的外延包含了一切对手和潜对手。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那样，拿枪的敌人很容易识别，不拿枪的敌人更加危险。中国传统文化之堂奥被他老人家一言以蔽之曰：斗争。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有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小四清、大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大手笔，立论基础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切妨碍我的、有可能妨碍我的，或有可能被看做妨碍了对方的，都应算做敌人。从少年起，《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我心中扎了根，农夫的惨痛教训使我牢记对谁也不能怜悯，再好的朋友，你敢保证他明天不是一条咬人的毒蛇?至今还记得当年读他老人家亲笔写的那篇才华横溢的反右社论，心情是何等激动!“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样惊世骇俗的句子除了毛泽东这样的大智者，谁能写得出来?“三十六计”开篇批一计“瞒天过海”的系辞里早就说过“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外。太阳，太阴。”阴谋隐藏在阳谋里，最“阳”的就是最“阴”的。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会掌握得精妙，我等小辈国学底子太差、不谙世事罢了。入大学的第一年，学校开展“交心”运动，当我们满腔热情把心灵深处曾有的或可能有的对组织的怀疑、不忠交出来(有些同学为了表示忠诚，不惜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编造)之后，发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和风细雨”的许诺不过是又一个阳谋，那些交心积极分子一个个变成“白旗”，站在讲台上哭天抹泪做检查、挨批判，最后灰溜溜地接受团纪、校纪处分，个别人还被勒令退学。对于这群初入大学的毛头孩子，这堂生动、深刻的人生教育非常必要，它使我明白了并非是我二嫂和我二哥的两位朋友不讲义气，实在是我二哥这人冥顽不化、罪有应得。报纸上的东西、领导的讲话、红头谇……字面背后究竟是太阳、太阴，还是少阳、少阴，人家读懂了，你读不懂，这能怪谁?
上对下不能讲诚信，不仅因为下和上是天然的对手，还牵扯到一个重要的礼制，这礼制关乎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内外不同，上下有别，一概而论讲诚信，岂不乱了上下?中国的皇帝、官员特别负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属于皇上，天下大事全靠皇上操心，他要求臣民对他诚实是天经地义，臣民要求皇上诚实就是僭越。什么事都告诉你，他还怎么决策?什么事都和你商量，他还有什么神圣?自古治国之道讲究恩威并加，从没听说诚信兼用。对臣民讲诚实信用，等于自毁权威，天下还能臣服吗?像李后主、刘后主之类的君主，懦弱无能大多因为少有城府、主见，诚实多于权谋，不但江山没了，在历史上落下昏聩无能的笑柄，还白搭进自己性命。
自古以来，官员就是民之父母，至今不是常听人称一地领导为“父母官”?对于一个地方的一把手，那地方虽然不像古时的封邑那样可以传之子孙，可在他心里，那里的山水、土地、建筑、企业、村落、干部、人群都是属于他的，哪怕明天调走，今天它不属于他。不少官员邀朋友去做客，往往会半开玩笑地说，“到咱那一亩三分地里来玩玩。”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惟不能随便把属于机密范围的事情(这范围究竟多大当然得由他来定，否则不是乱了套?)告诉你，更不能容许把不利于本地施政、不利于本地形象的事情乱捅，哪怕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该盖住就要坚决盖住。“守土有责”呀!你给我乱捅娄子，影响本地安定，我怎么工作?某地大火，烧死三四百人，某领导把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头头儿们叫来，警告他们，谁给我乱捅，我找你说事儿!某报报道某地群众因拆迁卧轨，报社领导马上挨熊、换人。父母官们一片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本地名声。谁不爱自己家乡?谁不爱自己父母?坏本地名声就是坏父母名声，不但坏了父母们正在干的正经事，还坏了父母们的前程，违背纲常，捣乱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夫子教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做官，就是牧民，老百姓像羊羔一样交给你放牧，你对他讲诚实、信用，他懂吗?昨天电视里说新西兰有头羊为了躲避剪毛，逃至山上六年，结果怎样?毛不剪，长得像个怪物，连走路都困难了。对这种羊你只能连哄带吓，达到剪毛目的就得了，既是繁荣牧场，也是为它好。对它讲诚信，不过是自找麻烦，瞎提搁事。所以你根本不该抱怨不让报纸、电视讲真话，只能怪自己没当官，不知做官的甘苦。前些日子清理拖欠民工工资，清来清去，许多赖账清到政府头上。一个市政府原来没钱，盖几亿投资的办公大楼，有人痛斥这些当官司的只顾个人政绩不顾百姓死活，他们忘了，父母官为百姓终日操劳，他盖座楼你还不该尽点力?哪有父母让儿女盖房，儿女向父母讨债，还与父母对簿公堂的道理?诚信讲到这份儿上，官将不官司，父母将不父母，几千年礼仪行将毁于一旦，如此下去，谁还肯去做官?没了人做官，百姓靠谁做主?民主这话说说倒是不牙疼，真要老百姓自己做主，他做得好吗?
然而正如父母从小要教育孩子诚实一样，诚信这块招牌还是少不了。“取信于民”就是自古仁君的牌。中国古代典籍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很能见出当政者的机智。晋文公因为母亲助弟夺权而发誓终生不与相见。后来他夺取了政权，当了国君，真地不与母亲相见，既不通人情，也有悖孝道；若废弃旧誓，又失信于天下，一国之君权威何在?结果是想出了掘地道的妙招，母子在地道见面，算是相聚于黄泉，既不违誓，还留下了“其乐融融”的诗句，远播美名于后世。《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号令三军不准踏踩青苗，违令者斩，谁料自己的马受惊跑进麦田里，为了严肃军纪，他把自己的胡须割去，算是以须代头，以明军令。现在时兴用“做秀”这个词儿，好听，温柔，也很时尚。如果说晋文公做秀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那是片面的，他保全自己面子是为了晋国的施政权威，此后晋国称霸诸侯与晋文公善做秀分不开。曹公的秀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你应当只有感动的份儿，不至于真去要了丞相的命。别说只踏了农夫一片麦子，即使像某城市那样烧死几百人，也绝不能动一个大员。上万上亿人中出一个大官，那是容易的吗?那顶乌纱可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精华荟萃。老百姓芸芸众生，要多少有多少，不说如蚁虫草芥，起码也是庸碌苟活，苟苟营营的几百条人命，能顶上一个省、部级官员的乌纱?别说把曹丞相给斩了，即便引咎辞职，也是百姓的大损失，他辞了职，谁替他带兵打仗?再来个官不如他怎么办?
既然皇帝是官的父母，官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对官说说谎、官对皇上说说谎也就在情理之中。正如开篇所说，大人虽然教育孩子讲诚实，可哪家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孩子乖巧懂事，会察言观色，能见风使舵、哄父母开心。不少右派改正之后感恩戴德地说，母亲打了孩子，冤枉了孩子，孩子还照样热爱母亲。这比喻十分贴切。孩子对母亲说说谎，母亲不但会照样疼你，说不定会更疼：“瞧这孩子，多逗!”中国孩子比西方孩子得到的爱更多、更持久，西方孩子从小被父母当做成人看，睡觉独自睡，洗脸自己洗，出门要自己背上自己的小包，打孩子犯法，骂孩子不文明。中国孩子在大人面前永远长不大，父母的悉心呵护换来了更多的威严，孩子说话要处处留神，不要扫了大人兴，不要犯了大人忌讳，做错事要尽量隐瞒，以免挨骂、挨打。孩子对大人说谎，开始也许只是出于有所忌，有所惧，后来渐渐发现以谎言讨好大人不但能得宠，还能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恩惠，于是善意的谎言逐渐变为有所图谋、有所算计，下对上一样玩起了阳谋。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官多如牛毛，大多享尽宠荣，直到把自己玩死，才被后人称做奸臣。贾似道算是最精于此道。他能把投降说成大捷，把没影的敌情说成大军压境。他的谎言屡玩不爽，小谎受大奖，大谎大升迁，弥天大谎换来权倾朝野，历经三朝，谁都动不得他，劣迹暴露无遗，群臣上书，太后只是让他京官调任地方，要不是福王赵与芮用阴谋手段雇了一个杀手，这家伙还真解决不掉。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们家乡公社食堂缺粮断炊几个月，社员饿得吃麦苗，剥树皮，地区领导到县里来视察，各大队都说春荒严重，希望领导调拨粮食，只有我老家大队的支书说不缺粮。他说，由于实行稀稠搭配、瓜菜代，公社食堂的饭菜每天变换花样，一个月不重样，社员个个满意，干劲冲天，春耕人欢马叫，人人说人民公社好。县里领导很满意。地区领导决定在那儿开现场会，树典型。为了开好现场会，县、区两级紧急调拨一千斤粮食，两千斤萝卜、白菜，别的村饿死了不少人，我们村一个人也没饿死，大队支书还被调到地区担任经办主任，以后成了县委书记，至今老家的人提起他人人赞叹，个个服气。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信”这个字远没有“义”可靠。说“这人很讲信用”，和他打交道就得留点神，说“这人很仗义”，这个人就值得信任。无论是《国语》、《战国策》、《史记》，还是历代史书里，统治者倡导“信”，士族、游侠崇尚“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其他列传里记载着许多可歌可泣舍生取义的故事，荆轲、聂政、高渐离、赵氏孤儿故事……司马迁曾无限感慨地为这些人抱不平，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那些以权谋私爬上高位的人名垂青史，而这些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人不但默默无闻，还常被世人嘲笑。司马迁的感叹影响了后人，历代史官都很注意收录义士入史。义士的行为并不在乎通行的道德、是非标准，他们却被看作是正义、诚信、气节的化身。他们以民间世俗社会的价值观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与帝王政治的寡廉鲜耻、尔虞我诈形成鲜明对照。这种侠义精神通过中国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戏剧、曲艺的张扬，深入民间，渗透了这个民族的民间意识。一个义字把刘、关、张结为终生不渝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三个人都不担心被背叛、被出卖。关羽被奉为信义的最高的神。大约有了信义才能做生意、发财吧?现在他又莫名其妙地被尊为财神。我母亲是个生意人，她给我讲过很多县城里商场的故事。那年土匪进城，绑了京货杨掌柜的票，要他拿两支枪一匹马来赎。经过家人与土匪谈判，先交五十块大洋把人领走，随后再送一支枪来。杨掌柜出城后千方百计弄了一支枪让店里伙计去送，正碰上官军围城，战事打得激烈，伙计没法进城。后来土匪被官军击溃，死伤大半，那支枪也让官军没收了。杨掌柜把伙计骂了一顿，说他不讲信义，败坏了商号名声，把他辞退了。我问母亲，杨掌柜怎么能跟土匪讲信用，他不是被他们绑了票吗?母亲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个大商号的掌柜，说话不算数，在市面上怎么混人?”
生意人坏就坏在这儿。他们的钱比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更重要。为了钱，好生生的一副牌他们要重洗。如今提倡“诚信”，是不是因为进入了商业社会，“和气生财”要代替“与人奋斗”?这不能不使人犯愁：诚实信用究竟该从哪儿做起?如果从说真话做起，应该谁对谁先说真话?虽然古来说有“上行下效”之说，可一时半会儿上边有上边的不方便，下边有下边的不方便，真话难说，信用何在?幸亏生意场上还有一句话，“大家马马虎虎”，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法宝，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后退没什么错，保全自己就算没违背处世法则。)
(摘自《随笔》2004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