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籍女作家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出版后反映巨大，连续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中。作者
深入探究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书中材料翔实丰富，许多是从对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中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还有从历史档案中发掘的权威资料。
2005年5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中文新译本《南京大屠杀》，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刊特摘选书中有关日本右翼分子掩盖那场血腥杀戮真相的内容，旨在让善良的人们时刻保持应有的警醒。
今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有哪个孩子未曾看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个孩子未曾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的悲伤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故事片断？的确，在美国大多数孩子们都曾在学校里学习到关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吧。但是，如果去问大多数美国人――儿童和成年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你就会获知，大多数人对于60年前南京发生过的事，是一无所知的。一位杰出的政府的历史学家曾向我坦白承认，她在研究院期间，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曾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连中国与日本曾经发生过战争的事都不知道。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的知识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美国人的这种无知甚至扩展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中间。他们中间有一个妇女问我，“南京是什么？一个朝代？”可见她的地理、历史知识少得多么可怜。60年前一个发表在美国报纸头版的重大事件，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电影――虽然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中的那些戏剧性成份。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无意写有关这一事件的作品。
在听到这样一些议论后，我深感恐惧，30万中国人民被屠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如同当年人们在日本占领下消失那样。有一天世界可能真的会相信日本政客们所强调的硬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骗局、一个凭空捏造的谎言，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通过我撰写这部书，迫使我自己不仅深入探究历史，而且还研究历史的编写――检验历史的力量和编写历史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存在历史之中，并让其他的事件被遗忘？准确地说，像南京暴行这样的事件怎么竟然会从日本人的（甚至从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有关南京暴行的信息之所以未能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对待他们战时罪行的做法不同。或许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不同，战后德国人一致认同，不仅是纳粹分子，连德国战时政府，对二战期间的罪行都应当认罪。反之，日本政府则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那样行事。结果，虽然有些人勇敢地奋起，意欲迫使日本社会正视那段残酷的史实，但很多日本人依然继续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的行为，或者干脆认为那些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学术界掩盖大屠杀罪行
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有人认为，该事件发生时间还不算长，不值得对其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说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所犯的错误吧。有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表示愤慨。有人慷慨激昂地说什么“我们为过去所犯的错误究竟要道歉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另外一些学者则充当为日本作道歉者的角色。他们甚至与保守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携手共同降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遇难者人数。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篡改者。他为了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其他内容，发起了一场狂热的“圣战”。他在一份煽动性声明中断言，南京大
屠杀中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人数，南京大
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而不是平民百姓；日军的亚洲性奴隶，或称为“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藤冈把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补偿竟比做“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不仅要收回对她们的道歉，还要把有关内容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
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的严肃研究基本是由那些传统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例如自由撰稿人和新闻记者等。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一些曾在若松师团服役的农民。小野是个单身汉，没有家累，并且工厂每周有长达36小时的轮休时间，所以他可以把时间全部投入这项研究。6年中他走访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本；还把他和7个人的谈话录了相。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上，被誉为第一个完全利用日本国内资源进行的研究成果。小野最终可能会就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重要著作，但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下。由于害怕成为右翼狂热分子袭击的牺牲品，他甚至拒绝为他拍照。
在日本，审查制度篡改教科书的行为不仅由政府进行，媒体为保护自己也进行自我审查。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诡谲，使人难以察觉。
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对电影《末代皇帝》中有关南京大屠杀镜头所做的手脚，暴露出日本确有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多鲁奇那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掉三十二秒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镜头。贝托鲁奇发现此事后，当然异常愤慨，他说，“在未经我的授权、违背我的意愿、并且甚至都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电影发行商就删掉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全部镜头。他们竟然对新闻界说，我本人和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建议删减这部分内容。”贝托鲁奇声明，“这种行径是完全错误的，令人厌恶的！”
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被删剪的内容。发行商为自己行为寻找了种种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人保谷为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并且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在日本放映太过于刺激。他说，“删掉这部影片的部分内容纯属我们的自愿决定，我们当时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光宏告诉记者，“删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重。”日本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说，删去南京大屠杀镜头的决定是由于发行商的胆小怕事，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影评家对记者说，“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和剧场老板害怕这些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制造事端。”他还说，“有些右翼分子仍然认为，日本在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乃是日本发动的‘圣战的一部分”。
大屠杀的辩论仍在进行
有勇气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现在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早稻田大学日本史教授洞富雄1966年访问中国，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后来写了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朝日新闻》获奖记者本多则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访问中国大陆，并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连载，后来汇编成册。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两人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在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同样都遭到猛烈而恶毒的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最张狂的攻击者是铃木明，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论文中，铃木明大肆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他攻击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来证实大屠杀的存在。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假象’”。根据铃木明的文章编纂出来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奖；文学批评家称赞这本书是“令人敬佩的”、“勇气可嘉的”。当洞富雄和本多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驳时，日本几个著名作家立即群起为铃木明进行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自称松井石根门徒的田中正明。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驳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该书利用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指责洞富雄散布“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和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找不到一次有预谋、有系统的屠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有着与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价值观”。篡改历史者也聚集在田中麾下，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序，对本多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军官和士兵身上，而且也往所有日本人身上，甚至包括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强加罪行’。”
两个阵营很快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头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而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日本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篡改历史派本身为寻求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而亲自研究这一问题时，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在八十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万名成员用目击材料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描述了令死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名“偕行社”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军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万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在压力之下，这位军官把这个数字修改为“不少于几万人”。这样，他的证词对于这次完成调查目的无异下釜底抽薪。甚至“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也被感动了，他在系列文章结束部分写道，“对于这种大规模非法杀戳是没有任何借口可找的。我作为与旧日本军队有某种关系的人，必须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最让保守派尴尬的事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版的松井石根战时日记竟有900多处错误。其中大多数是蓄意篡改原始文献。这一丑闻的暴露令日本各地历史学家感到愤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篡改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最坚定反对篡改历史的批评家田中正明。
恐吓知情人
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在最坏情况下日本恐吓体系的最佳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作为日本老兵为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时，他成为日本轰动一时的人物。在离开日本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结果是遭受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威胁。为了保护自己，东史郎被迫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居住。他还在家里准备了大量自卫武器，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和指关节保护器（指套在四个手指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作打人武器。――译注）等。
日本长崎市市长本岛均的麻烦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47周年的纪念日。市议会中一位共产党议员询问他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有何看法。当时正值日本天皇裕仁刚刚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以哀悼昭和时代的结果。本岛回答说，根据他对国外关于战争的报导，以及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讲话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由民主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他的讲话；但遭到本岛拒绝，他宣称，“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了迫使本岛均屈膝投降，他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狂暴的骚扰和恐吓运动。自民党不仅解除了他在该组织中的法律顾问资格，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在政治上与他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处死本岛均。1988年12月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示威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众多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星期，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一枪，但这位市长竟奇迹般地的活了下来。刺杀本岛均的行动令全日本的极端分子异常激动，他们当中许多人声称，这一行动不过是对本岛均的“神圣惩罚”而已。
（摘自《南京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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