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而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毓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
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对天皇的崇敬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于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时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战时日本的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
日军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有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
（摘自《菊与刀》，华文出版社2005年2月版，定价：36.00元。社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邮编：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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