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空山》（由《随风飘散》和《天火》两部分构成）写了两个有关“谎言”的故事，前者是村落中的谣言，后者则是有关意识形态的谎言。少年格拉在谣言中忧伤而死，青年索波则在意识形态的翻云覆雨中茫然迷乱。而所有这些谎言的产生，都是因为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界限”，和人本能般的划分
母亲桑丹与少年格拉在机村的存在成了机村人划分外来户和本地人的标准，少年格拉的私生子身份成了他与别的孩子之间的界限，也成了他与兔子之间友谊的潜在分界线。而小说中写到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干脆就是一部重新打乱旧有秩序，重新划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的历史。划分阵营、寻找新的归属成了那段时间人们的癫狂体验。它超出了巫师多吉的想象，也超出了公安老魏的最初预计。有关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工人与农民、青年和老年等等，都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阵营分明。青年索波与女青年央宗本来只是性别和性格的界限，而经历了一场大火之后，两个人变成了先进民兵与农村青年、国家干部与普通群众的界限。还有蓝工装与机村群众的界限、革命群众与老队长格桑旺堆、青年队长索波的界限、有利的大火和有害的大火之间的界限、藏语与汉语的界限、封建迷信和信仰的界限、传统与现实的界限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以巫师多吉的视角观察出来的“陌生化”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以机村村民的视角体会到的火灾救援进程，变成了青年队长索波无力剥离表象、无力形成判断的茫然。
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试图弥合界限的人，还是自以为安守个人界限的人，都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随风飘散》中的兔子是一个试图弥合出身界限的人。他执拗地保持与格拉的友谊，他称格拉这个私生子为哥哥。然而，他的病，他的弱小、他背后的家庭却让他和格拉始终无法享受那最让格拉感到快乐的友谊。最终，一根来历不明的鞭炮夺走了他的生命，也由此葬送了格拉这个早熟的、安守自己边界的少年。格拉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安守自己与名声不好的母亲在村子里的边缘状态。然而，对于温情、对于群体的渴望让他忍不住对兔子一家的好感，终于这种诱惑变成了谣言的来源，格拉忧伤地死去了。《天火》中的巫师多吉，执拗地用神秘的法术弥合天人之间的界限，他呼风唤雨，然而，终于因为时易世易而葬身大火。青年索波是一个安守自身状态的人，他从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是进步的、先进的，代表着新生的力量，然而，在大火中经历的一切，让这个进步青年陷入了茫然无措的状态。
如果说，兔子是格拉与母亲之间的血缘亲情、格拉一家与恩波一家的邻里关系的试金石，他成就了母子亲情的牢固，而摧毁了邻里关系的暧昧。而大火则成了机村与外来世界关系的试金石，它成就了外部世界的绝对权威，摧毁了机村固有的价值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汽车、还是因大火而来的蓝工装、领导，都是机村的外来者，它与来历不明的格拉母子被机村所消化和融解不同，他们的强势力量摧毁了机村，让这个拥有自身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的、曾经处于安乐自足状态的小村变得如多吉的头骨一样支离破碎。
于是，界限的故事最科成为“孤独”的故事。在谎言――界限――孤独的不断演变中，无论是巫师沟通自然与社会、神灵与凡间的谶语，还是宗教有关天堂和地狱的祷告，甚至是特定年代意识形态的癫狂告白，都构成了氤氲在小村中的气息，涵盖了机村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书写、人性本源和人性蜕变的真相。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与人心灵沟通的无力，甚至构成了人自身经验与理性的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