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季，出现了一批关于秘书的新闻，比如说县市一级的领导不得配备专职秘书等等，其实这些新闻都源自四川省委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条例》和《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行为规
秘书何为？
董倩：其实我们知道中央在很久以前就规定县市一级领导是不能配备秘书的，但是我们从四川省委办公厅出台的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现在能够写入他们的规定，说明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
陈小川：按中央的规定，配专职秘书的级别是副省部级以上。地级市或地区这一级有秘书科或者是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出去调查派一个人跟着你。
陆建华：地厅级的干部不允许有专职秘书，而我去的县级里就有秘书。
董倩：我看到了一个数字，（四川省）绵阳市做的一个调查，绵阳市一共清理出90名县级的党政机关干部的秘书。
陆小川：这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个绵阳市就清理出90个，他要占90个公务员的指标，要拿90份工资，而且这个工资都要由财政来出，而且他们都有相当的级别。实际上如果真正按中组部规定的话，全中国配的秘书也没多少，为什么秘书现在成为那么普遍的一个现象，第一就是给不应该配秘书的干部配了；第二是把无职无权的秘书变得无职有权了，或者是有职有权了，这就使很多人想通过领导去做一些非分之事的时候，第一个台阶先找的是秘书。
董倩：我们得明确一点，就是秘书到底是干什么的，秘书这个职业有非常专业的定义，我想秘书应当是辅助领导做一些事情，尤其是现在信息化的社会，领导在决策的时候面临的选择很多，秘书恐怕做的是帮助领导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陆建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给党政领导干部做专服务的这些秘书。我们的党政机关很多的工作人员是有相应级别套在那里的，比如秘书有的是正科级，有的是副处级，甚至是副厅级的秘书都有。但是实际上秘书工作本身是服务性的，帮助领导迎来送往也好，或者是处理一些文件，提供一些比较重要的沟通渠道等等，不应该跟行政级别挂钩，如果秘书带个“长”字那应该是个行政职务。
陈小川：从理论上讲，秘书应该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职务。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干部是工农出身，打仗出身，他下乡的时候配警卫员，慢慢变成了秘书了。他们自己讲我们的差事是什么呢，下乡的时候帮助吓吓狗，上坡的时候帮助扶首长一把，不存在一个有权的问题。
董倩：但是现在几乎在老百姓的心里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了，就是领导的官阶越大，那么秘书的官阶好像也越大。
陆建华：这是干部分级管理当中的一些规定决定的，但是秘书应该是无职无权的，如果是有职的话是一种职责，就是说你应该提供辅助性的、参考性的工作，现在问题的焦点是秘书有权了，不但有权，而且是有过分的权。相当部分的秘书不适当地掌握了某种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违规的。
董倩：现在有很多人争着抢着当秘书，有些领导冒着违规的危险，还在配备秘书，为什么？说明秘书这个职业里面，有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东西，有一些利益的东西在里面。
陈小川：当秘书被提拔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从情有可原的角度来谈，就是说他总是在首长的视线之内，包括能力、才干、表现，所以说提拔也不是完全无道理。
陆建华：事实上我们秘书出身的党政干部数量不在少数，而且也应该承认有些秘书提拔成党政干部以后还是非常优秀的。
董倩：我看过一篇报道，有一名老同志，以前是做秘书的，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秘书就是像清水衙门一样，不管多大领导的秘书，跟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后来渐渐地就发生变化了。
陆建华：过去的秘书又叫文书，有的时候又是我们讲的事务员，部队当中的事务员，帮助领导处理一些杂事，甚至一些领导家里的事还去过问一下。因为秘书跟领导经常接触，往往会生出人际交往当中的一种情感关系，这是很自然的。有些想法，两个人是有默契在里边，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助于良好工作氛围的形成，处理不好就会走上邪道。我接触过一些老秘书，他们讲当时的秘书怎么样，有客人来见领导了，那是恭恭敬敬地要把客人迎好，送上水，陪着他们聊一聊，然后把客人的作息时间全部安排好了。而现在我见到一些秘书就像守门神一样，对很多很合理的要求和原来安排好的既定日程的实施，也是挑三拣四。先挡一下再说，有秘书的威风在这里边。
董倩：我觉得是他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陆建华：更不好的就是极少数的一些年轻秘书有一个投机心理，有的时候迎合领导的一些想法，然后做一些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
董倩：我采访过慕绥新的秘书，也采访过郑培民的秘书，秘书的作用完全是不一样的，有的可以帮助领导挡，有的是帮助领导往回收。
陈小川：全国很多触目惊心的大案都是和秘书有关系的。
陆建华：现在领导干部选秘书有两种途径，比如新到一个岗位上，请办公厅系统的同志给选一个，他把要求说清楚。还有一种是自己有意识地找一些听话的，或者能够跟自己沟通的那些人当秘书。这是形式问题，要害还是你本身是不是正，是不是能够很好地行使权力，同时对秘书，司机还有其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有一个比较好的约束。我当过一个领导同志的秘书，他级别很高，是一个延安出来的老同志，行事、思考的方式和待人接物是非常严谨的。碰到这样的领导，你想有歪脑子也动不起来，也没有机会。
董倩：领导应当说是在给秘书以身作则。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秘书。
陈小川：领导需要什么，秘书就能成什么。
“八不准”变成“八准”
董倩：领导在选择秘书的时候，如果选择随自己心愿的人，可能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秘书和领导会结成一种利益共同体。
陆建华：利益共同体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可能会形成一种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在这种人身依附当中秘书也好，领导也好，对很多事情的作法完全是沆瀣一气的，没有任何党纪国法。所以现在涉及到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的事，涉及到一些党政干部的，往往会牵扯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秘书肯定是起一个比较核心的作用。
董倩：你选秘书是选一个工作上的帮手，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后备干部的人选来宣布。
陈小川：不应该把秘书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渠道来考虑。
陆建华：这样的事情还跟我们在选拔秘书的时候，标准是不是掌握得很严，各种规章制度约束是不是很严有很大的关系。
陈小川：所以我想四川这个规定，它的所谓“八不准”，应该说很有针对性，现在可能已经演变成“八准”了。
董倩：对，比如说不准以领导的名义办私事，谋私利，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又着重提出不准干预干部选拔、人事决策和管理党政事务；而且不准自作主张，代领导答复、处理问题；不准插手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等等。这么多“不准”，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的话，就是说这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准”的了。如果把这八个“不准”都理解为“八个准”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秘书的势力，秘书的权力大得惊人。
陆建华：就像我们过去很多非常刚性、硬性的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实施过程当中很多漏洞没有上堵上，变成软性，原来“不准”的变成“准”的了。
陈小川：最多你在常委会边上记录，这是你最大的权力，你怎么会参与意见，根本轮不到你发言。
陆建华：领导开人事问题的会，你没有权力决定哪一个候选人名字放在哪个位置上，现在有些秘书操作人事问题的时候，这做这种小动作，比如10个人要任命，他有意识地把某些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放在前面，因为在前面讨论比较认真。不该做的事情现在变成习以为常，所以需要这样的“八不准”甚至更多的“不准”。
董倩：秘书本身是一个很模糊、定义不清晰的群体。你说他没权，但是他长年长时间地生活、工作在领导身边，旁边的人多多少少分不清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到底是领导的话还是他秘书的话。
陆建华：所以有一种描述，说秘书是决策圈子里的圈外人，又是圈外的圈里人，这种边界模糊给很多心术不正的秘书，或者是因为约束不够，不由自主地去做一些坏事的秘书提供了很多机会。
董倩：作为决策圈子的圈外人，他又是一个外人眼里的圈内人。两个圈子有一个交集，使得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秘书处在一个上传下达的关口位置。如果说秘书心术不正的话，是很容易利用这个位置的。
陈小川：所以我想对秘书群体的监督管理，就是要把已经异化了的秘书功能回归正常，就是他是无职无权的领导工作助手。
陆建华：我接触到一些事例，秘书出了小错，甚至是一些比较严重错失的时候，他所服务的领导往往为他说话，这一点不利于秘书遵守那些准则。实际上是在害他，很多管理上的漏洞，如果不从小的地方开始堵住，会铸成大错，甚至是严重的罪行，最后成为一个社会的渣子。
秘书现象
董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秘书现象能够成为问题，恰巧是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时期，出现这个现象是不是由于法制不健全？
陆建华：我记得四川省委这个规定里边有一条，当过秘书的人，原则上当他在调离秘书岗位的时候不能提升。不是说你干了3年、5年工作不好，而是说我形成这一种约束，你来当秘书别抱着这种期望；当了3年秘书我就可以一步登天，就可以破格提拔，还是按照组织人事选拔的条例来做。
董倩：秘书和领导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划分，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应该说是没有这样的明确界限的。
陆建华：其实领导干部跟秘书是有一定距离的，按理说应该分得很清楚，但是往往有些机关制定的秘书工作条例里面，该描述清楚的都把它模糊化了，这样在日常工作当中，两方面的磨合形成了空白地带，模糊地带，往往出事情就出在这里。
董倩：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建议，如何能够规定秘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陈小川：现在说八不准有很强的针对性，过一段时间再看看秘书的无职无权是如何变成了有职有权，你再针对它做一些规定，把建华说的模糊地带消灭掉，这就好了。
陆建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纪检组或者纪检委员会在特定的时期当中应该就秘书的工作作风问题，政治准则的遵守问题，有一个专项的督察。能够提示一下，让我们的秘书，包括他所服务的一些党政干部知道，对秘书工作的范围、职权有严格的限定。
董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来说，秘书这个角色都经历了由官员到职员的转变，而在我国秘书这个群体仍然是身份敏感、角色模糊的，我们希望四川省委出台的这个决定，能够切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而从长远来看，我们也需要制定一部《秘书法》，使得秘书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摘自《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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