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的忆往怀人文集《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5月版），信而有证地记述了他所接触和了解的到的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等当代文坛名家，著者的印象与名家的行状，主要集中于新时期文学阶段。那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年，但许多情形仍然让人记忆犹新，仿佛就是昨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许的“旧事”，都还不算
刘锡诚在新时期伊始，就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任评论组组长，尔后与谢永旺、陈丹晨一起主理《文艺报》的编辑部事务，再以后又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事。这些身份，这些经历，使他成为许多重要文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更为难能的是，这位经多见广的见证人，还是一位手勤笔快的有心人，他举凡大小会议都做纪录，重要谈话都记笔记，一些经手的文档和往来的信件，也都悉心留存，这些看来属于他个人所有的文字纪录和文学收藏，实际上已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本《文坛旧事》，即是以他的这些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经过一番梳理、查证和论析的功夫，一人一篇地写作而成，因而具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
认真读了这本《文坛旧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通过翔实而可靠的史实，对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等人在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中的开拓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描述，以及在复杂的矛盾纠葛和内部斗争中迎难而上、左冲右突的状写。他们的所思所想，顺应着时势，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切合着需要，但因为观念的差异和旧有的矛盾，他们时时被质疑，常常被掣肘，种种纠葛与矛盾的叠加与衔接，使得那明里和暗里的斗争，此起彼伏，无止无息。这使得新时期文学的进取与发展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远非铺满鲜花的坦途。而周扬等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和具体氛围中，以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与进取，披坚执锐的突破与创新，表现出了他们特有的价值和特殊的分量。
周扬的一生，始终处于各种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从三十年代的“左联”、“国防文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文艺批判与文化运动，他都是争论“焦点”和矛盾的“要点”；复出于新时期之后的文坛，他同样未能避免这样的遭际。如由他主要主持并做主旨报告的第四次文代会，虽然起到了解放思想、团结队伍和统一方针的历史性作用，然而，当时的黑龙江省宣传部就表示有不同的看法，上海市主管文艺工作的某领导也表示“不贯彻”；而“最令周扬头痛不已的”，还是“在文艺界领导层中的意见不一致”，作者简要举出了刘白羽对陈荒煤支持赵丹文章的意见，林默涵对“伤痕文学”的意见，魏巍对一些刊物的倾向的意见，等等。这样一些意见，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到作协、文联和《文艺报》的工作，因而与分别在这些部门主持工作的张光年、荒煤和冯牧不无干系。又因为这样一些意见来自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层，就格外具有了自己的分量。于是，“通过党内老同志谈心的方式达到领导核心的团结”，就成了周扬在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必要，但能做到什么程度，能起到什么效果，实在就很难说了。作者就此做了自己的估测，“据我这样站在文坛边缘的人来看，这种分歧，一直到1984年周扬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都没有解决。”这个估量大概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据我们这些更是站在文坛边缘的人来看，这种分歧一直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在延续着，说句不大中听但却更其真实的话，这种分歧，一直到所有的当事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是说分歧深不可测，矛盾坚不可解，而是那种由政治视角的不同带来的文艺观点的差异，本来就没有可能消弭，更没有必要去统一。不同文艺家，包括不同的文艺领导人，应当具有的态度和需要去做的事情，不该是拿谁去统一谁，拿谁去遏制谁，而应当是使不同的观点相互沟通，以及不同看法的求同存异，在这里更为需要的，是一种多元的意识，宽容的气度和共存的精神。
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可能是文艺界领导人之中，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付出的心力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的前列四位。刘锡诚在《文坛旧事》一书里，概要记述了他们各自的主要建树，这是值得人们怀念在心和铭志不忘的。如周扬：“仗义执言地站出来批判‘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歪曲和诬陷”：“对十七年间文艺上所犯的错误和缺点，承担主要责任”；首次提出“新时期文艺”的概念，首次提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组织和主持第四次文代会和引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斗争。对其他三位，也做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从这些极其概略和挂一漏万的罗列里，我们即不难见出四位文坛前辈超乎寻常的劳心劳力，以及不可替代的卓越功绩。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动辄就是政治问题的压力，动辄就是路线是非的畏忌，这除过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之外，周扬等老一辈文艺家等人所推动和引领的文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他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科学辨析，对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坚决遵循，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在书中的“风雨伴我行――文学界的领头雁冯牧”一篇，有一处刘锡诚写到了我，说的是1981年第15期《文艺报》上，发了我的《对于文艺批评中某些现象的看法》的文章，不料竟引起了不小的麻烦。这麻烦，一是因为文章对当时《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对于白桦的武断批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二是因为高层领导部门的某领导看错半边字，把“白烨”看成了“白桦”，以为白桦在著文进行反批评。因而，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从冯牧、张光年、周扬，到胡乔木、王任重、习仲勋的关注。其实，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又不谙世事，因对《解放军报》所发的不合艺术规律和批评章法的文章很不满意，便写了这样一篇带有商榷意思的文章给了当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的陈丹晨。可能是陈丹晨等《文艺报》同仁倾向于我的看法，或认为也属一家之言，不久就发表了出来。谁想，刚一发表出来，就遇上了邓小平在六中全会上的要通过白桦的《苦恋》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的讲话，从而给《文艺报》和当时的文艺界领导，都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与被动。当时已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荒煤，还常常回到文学所来处理一些事情，我见到他时向他念叨过我写了这篇文章的事。据知，在文艺界领导层商议如何落实邓小平讲话精神、如何批评《苦恋》以及如何处理我的问题时，荒煤替我说了不少佑护的好话，意思是写文章的文学青年并不了解更多的背景，负有导向责任的批评刊物应该承担责任和总结经验。结果，我被单位领导找去谈了两次话也既挨了两次批评，便不了了之。这是我涉足文坛之后第一次遭遇“麻烦”，由此既对荒煤等前辈的关爱甚为感念，也对文坛这潭“深水”，开始有了些许认识，也有了不少敬畏。
刘锡诚与他的同辈评论家，如谢永旺、谢冕、张炯、阎纲、顾骧、陈丹晨等，以及比他们还要年长一些的朱寨、洁泯、唐因、唐达成、鲍昌、江晓天、郭志刚等，是继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等人之后，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和当代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另外两拨实力强劲、成就斐然的理论批评家，他们的不凡实绩也已载入文学的史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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