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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2005-11-01 15:14:00 来源:书摘 顾颉刚  我有话说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我识字

。听说我坐在“连台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老妈子抱上街去,我尽指着招牌认字,店铺中人诧异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我虽因言语的钝拙,从未复述过,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当我读完了《孟子》,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后再读深的。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长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他说:“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所以在一九0六年的春天,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诗经》。《左传》只读了一册,就搁下了。

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了,意义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要读它,读书的兴味实在一点也没有了。这位老先生对付学生本来已很严厉,因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对我尤为严厉。我越怕读,他越要逼着我读。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在这种的威吓和迫击之下,长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胆子向先生请求道:“我读《左传》时很能明白书义,让我改读了《左传》罢!”先生听了,鼻子里嗤的一声,做出很傲慢的脸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里懂得《左传》。”好容易把一部《诗经》捱完,总算他们顺了我的请求,没读《礼记》而接读《左传》。这位老先生要试一试我以前类于夸口的请求,令我讲解华督杀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讲了。他很诧异,对我的祖父说:“这个小孩子记性虽不好,悟性却好。”我虽承蒙他奖赞,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牺牲了!

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是有两年没有正式的教师。起先,我的父亲在城北姚家教馆,我随着读书。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去,馆事请人代着。可是代馆的总不得长久,代者又请代,前后换了七八人,有几个月简直连接着没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们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挚,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换学塾。这两年中,为了功课的松,由得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要读书,便自己到书铺里选着买;买了来,便自己选着读。我看了报纸,便自己发挥议论。有什么地方开会,我便前去听讲。要游戏,要胡闹,要闲谈遣日,当然也随我的便。这两年中的进境真像飞一般的快,我过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识从没有这样顺利的;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天地之大我也识得一个约略了。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惟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惟一的责任。塾师出了经义史论的题目,我往往借此发挥时论,受他们的申斥;但做时务策论时,他们便不由得不来赏赞我了。

一九0六年,地方上开办第一班高等小学,考题是《征兵论》,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刚进去时,真是踏到了一个新世界。我在私塾中虽是一个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没有实物的参证,所谓科学也正与经义策论相同。到了新式学校中,固然设备还是贫乏得很,总算有了些仪器和标本了,能做些实验和采集的工夫了。在学校里我的桀骜不驯的本性又忍不住要发展了,我渐渐地对于教员不信任了。我觉得这些教员对于所教的功课并没有心得,他们只会随顺了教科书的字句而敷衍。教科书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劳他们费力解释!况且教科书上错误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加以修正。这种的教员满眼皆是,他们都只会食人家的余,毫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都只想编辑了一种讲义作终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一想到时就很鄙薄。

我自己最感兴味的是文学,其次是经学(直到后来才知道我所爱好的经学也即是史学),我购买书籍就向那两方面进行。买书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岁时已成了习惯,但那时只买新书;自从进了中学,交到了几个爱收旧书的朋友,就把这个兴致转向旧书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这时的苏州还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二十余家,旧书的价钱很便宜。我虽是一个学生,只能向祖母和父亲乞得几个钱,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们往来。我去了不是翻看他们架上的书,便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

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这般,十二岁时曾作成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第二篇是“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到这时天天游逛书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我的父亲戒我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买书好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拣择,但我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只为翻书太多了,所以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我也很想改过来,但是求实效的意志,终抵抗不过欣赏的趣味。我曾对友人说:“我是读不好书的了!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部、第四部。读第二、第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试想这第一部书怎样可以读得完?”这种情形,在当时确是很惆怅的,但在现在看来,也可以说由此得到了一点益处。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从题目上更去寻材料,而不是读死书。不过那时既只随着欣赏的趣味而活动,并没有研究的自觉心,就是见到了可以研究的题目,也没有实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么成绩。

中学校时代,实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纵的时代,书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虽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爱好山水,爱好文学,爱好政治活动。

叶圣陶先生(绍钧)是我的老朋友,从私塾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他是一个富于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没有一件艺术用过苦功,但没有一种作品不饶于天趣。我在中学里颇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于文学,请他教我作诗填词。我们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个诗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为自己的工夫浅。后来永远不得进步,无论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现出来的作品终是软弱无力的。有时也偶然得到几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难。有许多形式,我已学像了,但自省到底没有“烟土披里纯”――文艺品的魂灵。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轻?美妙的篇章和?奇豪壮的作品本来都没有我的份儿,从此不再妄想“吃天鹅肉”了。

我在中学校时,正是立宪请愿未得清廷允可,国民思想渐渐倾向到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种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革命的任务呢。因为我醉心于这种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时有人发起社会党,我就加入了。在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个最热心的党员,往往为了办理公务,到深夜不眠。很有许多亲戚长者劝我,说:“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与他们为伍呢!这不是你的事呵!”这种势利的见解我是早已不承认了,我正以为流氓和绅士不过是恶制度之下分出来的两种阶级,我正嫌恶绅士们做种种革新运动的阻碍,要把这个阶级铲除了才快意。但入党多时之后,我瞧着一班同党渐渐的不像样了。他们没有主义,开会演说时固然悲壮得很,但会散之后就把这些热情丢入无何有之乡了。他们说的话,永远是几句照例话,谁也不想把口头的主义作事实的研究。他们闲空时,只会围聚了长桌子从着谈天,讲笑话,对于事业的进行毫没有计划。再不然,便是赌钱、喝酒、逛窑子。我是一个极热烈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极不懂世事的人,对于他们屡屡有所规诫,有所希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能承受的。我对于事业虽有极彻底的目标,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学识是很浅薄的,远够不上把主义发挥;然而在同党中间,他们已经把我看作博学的文豪,凡有发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动笔了。在这到处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个极清楚的觉悟,知道这班人是只能给人家用作喽?小卒的,要他们抱着主义当生命般看待,计划了事业的步骤而进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真把他们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愿做别人的喽?小卒,也不会用了别人做我的喽?小卒,那么我永在党中混日子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就脱党了。可喜这一年半中乱掷的光阴,竟换得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这并不是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望歇绝了,我知道,这种改造的职责是应当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去担负的,我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的发动的才力的人。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力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因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个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会干的。

在热心党会的时候,早把书籍的嗜好抛弃了。这时又把党会抛弃之后,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民国二年(1913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的预科。

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中,毛子水先生(准)是我最敬爱的。他是一个严正的学者,处处依了秩序而读书,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学说,受了他的指导而读书。

这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子水邀我同往报名听讲。我领受了他的好意,与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风而去。我从蒙学到大学,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我的心神。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子水对我说:“他这种话只是给初学的人说的,是最浅近的一个门径呢。”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

很不幸的,国学会开讲还没有满一个月,太炎先生就给袁政府逮捕下狱。我失掉了这一个良师,自然十分痛惜;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我以前对于读书固极爱好,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们的主宰。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议,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又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在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从个性上看。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我又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会得随处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的不可耐。只为有了这几项基本的性质,所以我敢于怀疑古书、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如以前人对于刘知?、郑樵们的看法。但现在是不必过虑的了!

从境遇上看。要是我不生在科举未废的时候,我的幼年就不会读经书。要是我的祖父不给我随处讲故事,也许我的历史兴味不会这样的深厚。要是我不进新式学校,我也未必会承受这一点浅近的科学观念。要是我在幼年没有书籍的嗜好,苏州又没有许多书铺供我闲游,我也不会对于古今的学术知道一点大概,储藏着许多考证的材料。要是我不爱好文学、哲学和政治运动,在这种方面碰到多少次的失败,我也不会认识自己的才性,把我的精力集中于考证的学问上。要是不遇见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学,也不会发生自觉的治学的意志。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绝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的我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风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摘自《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2005年7月版,定价:12.80元。原书责编: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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