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数字摆在案头上，让人想起庞大和密集。在一些重要的报告里，数字显然是越来越多了。这使读文科的我感到挠头，要读下去，就不能饶过它们，倘若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正误，又缺乏数学家的演算本领。
数字的大量出现，我就知道，它们将出来承担某些义务了――有人将为此荣升，有人为此而废黜。数字一微笑，
对于没有上过大学数学系的人，千万不要小觑他们对数字的敏感。到市场上买些海产，单价是几元几角，一上秤又细微到几斤几两几钱。数字在头脑里急剧交错，不见分明，忙不迭拔出钢笔，摊平掌心演算。未及一半，那边老妇人已经朗朗报价完毕，并说零头多少就算了。内心不由惭愧，没有勇气演算下去，付钱走人。至家中不放心，再次拔笔疾弛，果然毫厘不爽。这些人聚合在市场里，形成一支巨大的民间速算大军，他们的技艺，正为他们的生活服务。他们拒绝笔的介入，脑海里都是数字的有序排列和交织，准确和迅速的功能，使他们决不会在交易中亏了自己。他们和数学研究所那些专家对数字的理解不同，摒弃理论，讲究实用，为成交而战。
当我们注视报端每天涌出的数字时，心平如水。它们处在与我们无关的自拔状态里，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码，好像它们自足地生、自足地灭，在另一个世界一般。每年的七月八月，许多人和往年一样，对数字毫不关心，而一部分人却警觉起来。一个人的命运，眼看就要让数字来决定――我指的是参与高考的人们。对于数字，我们喜欢多数，譬如乐于以公元纪年，不再仿什么垂拱四年天赞五年，让人看了觉年头短暂。分数――命运的筹码，自然也是越多越好。在整个七月八月里，数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数学家般地议论不休，让人惊异这些从前不擅数字的人，居然有如此的好记性。他们通过分数的高下来评说张家李家，而不掌握一些数字的人，简直没有置喙的可能。
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三五三年，这是我记得比较牢靠的一个数字。这一年王羲之书写了千古流芳的《兰亭序》。以往的日子，我是觉得这组数字的遥远的，今年初夏雨霏霏的几天里，一墙之隔的工地出土了“永和六年”的纪年砖。我内心开始翻腾，似乎东晋名士就在墙外饮酒挥毫，走过去当如何寒暄。我混迹在泥泞的路上，贴近六朝古墓，仿佛六朝烟水气袅袅而起，有一种随之而去的念想。民工们正在挥汗如雨，他们对于“永和六年”浑然无觉。数字的私有化，隐藏了个人的某些心机。数字本身实在是无意义在内的，只是在与某些人、某些事联姻时，意义才跃然而出，生长起让人铭记的成分。如果要打个比方，一个对“永和六年”无动于衷的人，对自己收工时的酬劳是二十元或者三十元，却会提起精神理论一番。意义和非意义的区分，有时就这么简单。
然而，当数字越来越多的涌现，当数字越来越成为糊弄人的符号，人们对于数字，也就越来越漠然了。某人身患痼疾，家贫如洗，记者便称医药费为“天文数字”。有时，一天可以读到几个“天文数字”。我们不是学天文的，天文也离我们太远，生活的实在才是真的。天文数字大概是以亿兆来算计的，爱心再大，也是填补不了天文数字的黑洞。数字的夸张可以作用于文字，而对平民来说，数字的灵魂就是真实，以便开启平民阶层对于政府的信任。面对数字有两种运用手法，一是夸大，亩产千斤捏造成亩产万斤；一是缩小，煤矿透水死了几十人，居然说死者零数字。当数字被人像泥团一般揣在手里，任意揉捏，失去它本然的性质后，让我们相信就相当困难了，甚至一见到数字就在内心打个问号。这真要引领我们警惕――危险的怀疑，像病菌一样地扩散、传染，吞噬了我们的热情、拥护，沙化了我们的纯真和朴实。
不相信数字的真实可以追溯到以往一个又一个人为的痛史。数字似乎只是纸面上的痕迹，根据需要而随意增删，像一把手中的牌，随时抽出一张去应付对方的进攻。有些事实表明，不善于运用数字、指挥数字的人，总是关山隔阻道途淤塞――不知何来，不知所往。
数字正积极地把我们围困。不断升位的数字，使本来就不好的记忆遭逢了强大的打击。我们不得不运用一些纸本，不是用来写诗作赋，而是用来记载愈来愈多的数字，以便不脱离这张巨大的人际网络。相反，有意作孤家寡人，他首要的动作就是掐断数字进入的渠道，方可独处。联想起我们的后人，对诗文不会存有太多的情感，但在竞赛圆周率后小数点的背诵上，口若悬河，舌生莲花。一切都有相对称的背景，由此来猜度未来的去向――这个诗文的国度，快要被数字的洪水淹没了。当有人运用简洁的数字，点染“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绝妙好词，怎能预知数字尊卑、座次高下――谐音，世俗生活中的把戏，光阴倾倒出来的废渣。晦气和吉祥，生机与死亡，执迷的心像口袋一般翻开。
每一种爱憎都可以找寻理由，只是数字无辜。
今年春天，有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用电话和大洋彼岸的父亲说话，他说，已经能从一数到五十了。他开始数了，很慢，有时忘了，得停下来想想，但是绝不能跳过去。孩子的父亲在大海的那边，热情地鼓励着他，耐心地等待一个又一个数字的出现。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纯真、毫无污染的数字。
（摘自《俯仰之问》，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2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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