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许多人对于藏獒的了解，都来自马俊仁对于藏獒的热爱，这位传奇式的长跑教练的奇特的作为通过报告文学广为传播，让人们对于藏獒这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有了相当的了解。藏獒是勇猛而忠诚的，是巨大而威严的。它由于稀少而更加富于传奇性，由于具有的种种神性的传说而更添奇幻的境界。杨志军的《藏獒》正是正面
动物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它是对于人类的社会的直喻。动物并不仅仅是生物链的一环,而且是以更加鲜明的方式提供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参照,这一参照或以动物的美或强来映衬和对照人类品行的状况，或以动物的凶残和虚枉反射人类的生活形态。这种以动物世界投射人类世界的表意策略，乃是借助动物的习性展开对于人类社会和民族性格的追问，将动物"拟人化"地展开人类生活的特异侧面的表述。《藏獒》正是这样的作品。这里杨志军似乎尝试和去年最为流行的动物小说唱反调，他旗帜鲜明地否定"狼"的精神，而倡导一种"藏獒"的精神。这部小说似乎将藏獒和狼进行对照之后，认为"在草原牧民的眼里，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恶，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与藏獒，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见解都是尝试用动物表述人类社会的形态。其实，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动物的具体的习性和生活，而是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去年的狼的歌颂是呼唤一种野性的个体生命的力量，那么杨志军则试图通过藏獒来勾画一个有关团结和认同的神话。这两者看起来对立，其实正是一个话语的两面。这个关于藏獒的故事一面涉及人类的仇恨和争斗，另一面涉及藏獒的品格和气度。作者并不着眼于藏獒社会的表现，而是将人类社会的故事作为自己的重点，这使得杨志军并不是在写一部典型的动物小说，而是在动物小说和一般的小说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他把家庭记忆和对于藏獒习性的表现结合起来，将革命时代的藏区的生活和藏獒的历程结合起来，试图获得一个新的角度。
在这里，叙述者的"父亲"乃是一个现代的启蒙者，他的出现乃是用"现代性"的启蒙话语超越草原的仇恨和争斗，他将两个草原的有世仇的人通过藏獒的搏斗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变成了和解的开端。这个主要的故事是渲染藏獒的知情知义、忠诚而勇敢的精神。这部小说较为注重情节，在藏獒的故事中主要渲染了人与人的斗争，藏獒的力量在于对于人的忠诚和感情，但却无力主宰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它们虽然能够为人类服务，却无力改变人类的命运，人类自己的选择其实是最为关键的事情。杨志军主要是描写了人与人、人与獒、獒与獒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展现了"父亲"利用传统的力量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历史。这里有部落之间的仇杀，有误解和简单化的工作方法，有别有用心的阴险和黑暗。这些其实都是人的事情，而没有语言的藏獒却是永远以一种品格示人，忠诚而勇敢，但也只好为人所利用。它们的存在似乎为人竖立了一种难得的"单纯性"的标准，但却没有选择的可能。这种"单纯性"正是藏獒的迷人之处。它们的威猛和讲信义都指向了人类的缺失之处。杨志军写的启蒙故事和藏獒的驯化的单纯性之间的相通似乎是绕有兴味的表现。启蒙是为了让人过上理性的生活，而被驯化的藏獒表现的那种"单纯性"似乎正好和生活在传统中的人被复杂的仇恨所笼罩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启蒙"改造人的工作似乎异常艰难，而"启蒙"却和具有"单纯性"的藏獒有相通之处。"启蒙"是让人从幽暗中获得明亮，而藏獒的"单纯性"则正是一个明亮的表征。"父亲"对于藏獒的情感正是对于"单纯性"的迷恋，藏獒近乎透明的状态和人类的蒙昧的固执和仇恨之间的对照，也说明了启蒙的力量和"单纯性"的关联。
杨志军的表现似乎并不在藏獒身上，而是在藏獒和人的复杂的互动上，在于人类的选择上。杨志军写到文革中藏獒的毁灭性的悲剧的状态，他似乎认为启蒙在此失效后产生了悲剧。但人类的存在必然带来"单纯性"的丧失，对于启蒙者来说，"单纯性"也不可能导向一种新的社会。藏獒在这里仍然是一种可供凭吊的传奇，并不具有作者想象的现实的意义。这可能就是杨志军没有想到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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