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艾克曼
在逃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最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当局捕获。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开始，持续了将近四个月。
“专家”是艾克曼的保留称呼。从1937年起，除了其他
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他后来真正的“专长”是“铁路运送”。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克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他位居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而比如发明“毒气浴室”这种东西，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当然，这是一只“劳模”齿轮。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本人的解释与人们在法庭上得到的印象是符合的。当流亡的犹太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一只防弹用的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本人时，不由得大为失望――这并不是一个“杀人魔王”，并不像传说中的因其十分邪恶的天性、以杀人为乐的那种人。相反，他表现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一点也不粗野”。当原告的证人所有的证词叙述完了之后，审判长给了艾克曼三个选择：沉默、不作宣誓的供词、宣誓后的供词。艾克曼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第三种。他认为自己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像一位绅士那样。总之，尽管他做了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他礼貌周全、谈吐清晰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迫使人们改变原先的思考方向。在1950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这本书中，阿伦特将纳粹德国的罪行称之为“极端的恶”；直至看见艾克曼的“真身”，她转而用“平庸的恶”来称呼这种现象。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一切照章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可怕。
但是法庭调查的结果是：艾克曼除了执行命令，他还下达命令。“行政犯罪”也是阿伦特在这次调查审判中首次提出的。1961年12月15日，艾克曼以“灭绝人类罪”被判以绞刑。1962年5月31日，艾克曼伏法。
服从的机制
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他竟然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令许多犹太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人们拒绝和这样的恶棍分享人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客观事实是另外一回事。1950年至1963年，美国心理学教授斯坦莱・米格兰姆从事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后来被称之为“艾克曼实验”。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为了进行“有关学习和记忆的研究”，了解“惩罚对于学习所起到的效果”，被指定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实验室。“学生”被要求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被绑在椅子上，并且给手腕连上电极。他必须学习由两人单词组成的一组单词表，如果弄错了，“老师”就要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是逐步升级的。
真正被实验的人是“老师”，负责给予不能完成任务的“学生”以适当的电击。他的面前是电刺激发生器，他手中掌握着从十五伏特到四百五十伏特的电击控制。从“最微弱的电击”开始，到“危险-强烈的电击”，都有明显的标志。当“学生”回答完一个问题，“老师”马上给出下一个问题；“学生”若不能回答，马上给予电击。根据学生逐次所犯的错误，“老师”便增强电击，三十伏特、四十伏特、五十伏特、八十伏特、一百伏特……
当电击增强，受到电击的“学生”便显出痛苦的表情。达到七十五伏特时，“学生”便开始呻吟。至一百五十伏特，“学生”会提出终止学习的要求，至二百八十五伏特，“学生”的反应则是难以形容的叫喊。通常会出现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激烈争论的过程。“学生”要求停止试验，“老师”也并非不想这样做，但是他“有约在身”，他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不要来自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不管发生了什么，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于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最终以破裂告终。
当然，实验上并没有真天的电击存在。“学生”是知情者，他（她）只是作出痛苦的表情而已。充当“老师”的人其实是在接受另外一个项目的实验而非有关记忆，即一个人如何接受和服从一项有悖良心的指令。实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没有一个人在最初提出拒绝试验、拒绝给予别人电击的要求，令人吃惊的还在于他们越来越表现出来的残忍。对于学生的痛苦仅仅给予“蔑视”对待；当学生苦苦哀求停止实验时，他们充耳不闻；当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时，他们因为“学习过程”被干扰而感到愤怒，同时手中的电击程度却在逐步升高。从纽黑文来的四十名成年实验者中，有三十人把电压调到最高，即四百五十伏特。“那家伙脑子笨，傻瓜，只好给他电刺激”，他们这样解释道。
但这些人并不是生性残忍。他们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是随机抽样被选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残酷”并不是他们的个性特征。实验同样表明，当“受害者”与“施害者”发生近距离接触时，“施害者”残酷的程度会降低；而距离越远，越容易变得残酷。在事后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并不想这样干下去，可那是你们的要求。”“你让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机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
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也许从某个时刻开始他也感到过不安。实验表明，当最初电击的电量为十五伏持时，实验的双方都没有任何不适。但是从某个时刻开始，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受害者”逐渐出现痛苦的表情。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划出这份不适的界限，也很难描述出“施害者”是如何开始感到和抑制自己的不安的，因为这些很快都被轻轻抹去，在只问“效率”和“工作成就”的过程中变得不值一提。面对组织的权力和权威，越是抹杀个人的感受感想，越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他尝到了“成功”和甜头。被组织信任和重用，这些是他以前没有过的经验。他在机构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他能够看得见自己的工作成果和影晌。他变得越来越欲罢不能了。他越来越不能割舍。利益这个东西开始朝他招手。他成了机构中既得利益的一分子；成了机构的有机部分而不仅仅是外围部分。本来由他执行命令，现在由他来发出命令了。在艾克曼审判中，事实表明艾克曼不仅是执行命令者，他本人也发布了许多命令。逐渐地，在这部机器中他陷得越来越深，除了服务于这部机器，他没有别的地方可走，他没有别的出路可寻。他当然应该知道事情一到最后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赶尽杀绝犹太人和世界上的正义力量，就是被正义力量所推翻，于是他只能死守贼船。他不由自主地在堕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能自拔。
在他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他开始发明另外一套关于“良心”的说辞。鲍曼称之为“替代的良心”。这种“良心”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作为我们存在的深刻根源，而是为了“组织”的需要“临时拼凑”起来的。在米格兰姆实验中，拼凑这个良心的元素有：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与实验机构之间的契约、与实验员之间的“团结一致”。这个不足一个小时的实验，人们就能够迅速给自己组织出另外一套“良心的机制”。艾克曼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与犹太人组织做金钱交换的交易，同样是标榜自己的“良心”所在。他的“良心”也是在他和纳粹的国家机器之间临时拼凑起来的，是他对于大屠杀计划和行动绝对服从的“伦理”，尽管在法庭上这个艾克曼表现得规规矩矩，唯唯诺诺，但是听众们很容易发现他其实躲躲闪闪、言不由衷，并不像他在自己标榜的那样“清白无邪”。在回答是否知道被运送的犹太人结果去了何方时，艾克曼变得畏缩不前、前后矛盾。他说虽然自己组织运送犹太人去波兰的Cholm，但是却说不知道这些人将分配至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称这已经不是他自己的管辖范围了。但是法庭的提醒和举证表明，他是知道下一步犯罪“工厂”全部设施的，他能够清晰地描绘它们的样子。他的顶头上司也曾经向他传达：“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承认自己知道这个命令。因此，当他试图抹去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与下一个“程序”之间的因果联系时，他显然是在撒谎。他是继续替自己掩饰。掩饰之下必有漏洞，而且是大漏洞。鲍曼由此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一个人自以为自己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或者良心上是清白无辜的，没有比这更不可信的了。除非经过进一步的检审、检视，我们的良心才可能是清白的。
不排除艾克曼这样的人，他不想承担某个责任，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参与这项“事业”太邪恶太离谱了，他本人完全负不起这个责任。在无从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干脆说自己没有责任，都是“组织”上让这样干的。但是不管艾克曼自我感觉他是否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他还是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付出代价。他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他曾经的上司也保不了他，无法为他“埋单”。同样，那些“上司”们尽管上头还有更大的“上司”，“组织”的链条看起来无穷无尽，但还是可能算得清楚谁做过什么，谁和谁做过什么，谁和谁谁谁做过什么，除非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必须为自己做过的、包括合伙做过的事情付代价。在人民和历史力最面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为他的“成员”事先购买“道德保险”和“赎罪券”。笔者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有抓进牢里的贪官，抱怨为什么没有制动阀的适当的时候阻止他们那样做，保护他们免遭现在的下场。这些人真是太天真了。他们早该知道，在邪恶的诱惑面前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除非自己保护自己。同样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别人负责任，只有你“只身一人”替自己负责。
思考是一种中断
在临刑前的那一刻艾克曼是否会想：我曾经如此卖力地为我的“组织”、为我的“机构”负责，而如今谁为我负责？或者进一步――我是否发现过自己所属的“组织”是靠不住的？我能否更早一些知道它会通向一个什么结局？也许虽然我不可能全部知道，在“组织”的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都不可能看清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我必须看到哪一步？在什么时候？就像下棋，那些步骤是我必须看到的，我不能不看到。不看到只是死路一条。那些禁忌是我不能触碰的？那些事情是我绝对不能去做的？
如果他这么去想了，他就面临着他这一生从未曾遇到过的巨大断裂。这就等于把他此前的人生翻了一个个儿，“掘地三尺”一番。他会感到莎士比亚说得多么在理：“……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通往坟墓的道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而如果更早一些，当了身在其中时，他有片刻这样去想――一个如此邪恶的制度，只是利用他而已，决不会想到替他埋单，替他负责和开脱，他还会如此卖力地去做吗？或者他如果有点想象力的话，认真想象一下被他运送的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如何在毒气室挣扎、在绝望中呻吟，在身体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也冷却了心头最后一点希望，他还会那样冷酷无情地指挥列车飞快奔跑吗？（人们很少谈到，想象力其实是同情心的有力部分。）很有可能，他会放慢脚步，开始“磨洋工”开始“对付”，给自己“留后路”。这样的故事也不少：某些纳粹军官（“组织成员”）因为帮助营救了某些犹太人，将功抵罪，使得他们免受审判或者减轻罪行。
当然，也许对艾克曼这个具体的人来说，这样去“想”也许是不可能的，这个“鲁钝不堪”的人（请允许我用一个对待同胞的词去形容一个恶棍），临死前居然对抓捕他的摩萨德发出如此赞美之词：“抓我这件事情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十分出色。我不揣冒昧地发表此看法，那是因为我本人在秘密警察部门呆了许多年的缘故。”这种人身上的确缺乏基本的人性内容，阿伦特说――我们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分享这个世界――是有理由的。
思考是一种力量，而艾克曼永远不具备这种力量。米兰・昆德拉引用的那句被广泛传播的犹太格言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也可以说“人一思考，事情就发生摇晃”。面对本来是铁板一块的“组织”或者“机构”，你多想一想，就会发现它并非那么结实可靠。同样，面对我们自己看起来是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日常生活，如果你一细想，它就并非那么必然、那么坚不可摧。
“思考”这件事如今遭到十分庸俗化的对待。它被看作仅仅是哲学家的事情，仅仅是一些追求深刻的人们的工作，是一些愁眉不展的人们所干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是“急猴猴”地去做这做那，风风火火，抬起腿就走，不管这也许是成功地把自己弄成众人的笑柄，弄成人们眼中的小丑，那么，思考就是一种“制止”的力量，它令人“缓行”，令人“审慎”，令人“放慢脚步”乃至“停顿”。任何人都需要这种“暂缓一步”的时刻和力量。它来自对于正在做的事情的困惑，一种“发问”和“质疑”。
加缪表达他的“荒廖感”的产生也在于一个困惑。他说就像一个人上午九点去上班、吃午餐，再上班，直至下午五点下班，每天经过同样的街道，面对同样的办公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想――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非得一定要这样呢？是什么力量使得驱使我每天按照同样的轨道同样的逻辑这样做呢？他一旦这样去想，他原先的世界就开始崩溃，他脚底下的地面就开始摇晃，不像刚才那样言之凿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了。当他再次经过每天必经的街道、树木私人行道，它们于是有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思考意味着一种中断，一种停止，一种重新回到自身，一个告别过去的开始。
可见，思考是一种“反身”，是“回望自身”，通过“回望”而“返回自身”，重新赢得自身。加缪在解释什么是“反叛者”时，说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转过身来，说就像一个终日在鞭子下的奴隶，突然有一刻回过身来，看看抽打他的鞭子来自何方。因为他感到“事情已经延误得太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阿伦特在晚年继续回到艾克曼现象上来时，同样表述道：“一旦我们开始任何思考，即中断任何事情……一开始思考，我们就好似进入一俱一然不同的世界。”
比较起当代中国文化“小丑当道”的状况，笔者所接触的当代“中-东”的艺术家们――电影导演、诗人、小说家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就是这种“反思的”、“回望的”、“思考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像一条条“电气船”，直驱人们看似“正常的”生活大潮，令其中的某些部分产生“瘫痪”。而在瘫痪之后，重新升起人的尊严、生活的尊严。
当然，就一般情况来说，一个人是否过上符合道德的生活，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人人。因为道德的根源并不在于思考的个人，道德的尺度也不在于个人思考的结果，哪怕是再杰出的个人。比如不杀人这样的知识并不一定要通过思考才能获得。但是，也有很少这样的情况，所有人类曾经有过年道德规范突然失灵，数个世纪若干代人们积累起来的道德实践统统被说成错误不堪，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不做伪证这样一望即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轻易越过，正在流行的是对于其他人类同胞的大肆屠杀、遍地告密或者谎言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思考的努力、由于思考带来的瘫痪就显得尤其可贵和必要。思考将我们一分为二，可以自己观看自己、审视自己。
（摘自《2005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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