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阅历丰富，可“遇险”的事不多，1927年那次遭绑匪劫持，留盗窟六昼夜，可算是最险的一次。
被绑架和盗窟来信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
这时家里乱极了。还好有树源在，他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商务的几位同仁。大家知道，绑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赎票”的钱，总有消息来的。家里人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老伯匆匆赶到我家，对母亲说，他收到父亲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这封信大约高梦旦当时就留在我家，信封上盖着寄发局南翔的邮戳，信的全文如下：
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
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
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
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有两点要说明：（一）“要价二十万”不是最初的索价。据父亲后来在复汤尔和的信中称，第二天早晨绑匪头目来开议，“先索三十万元，指商务为余一人私产，并称去岁嫁女奁资值三十万”。显然，他们没有搞清情况，把董事会主席当成了大老板。父亲当即大笑。叫他们派人调查。这样，赎票价才减至20万。（二）信中的两首七绝诗。是父亲在盗窟第一、第二天所作，没有收入后来他自己编定的《盗窟十诗》之中。但是诗意的平和与幽默感是一致的。
父亲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不是小数字。哪儿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营救谈判
在收到父亲盗窟来信前后，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目标确实不是“大老板”，对父亲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父亲被绑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来信来电，探询父亲下落，络绎不绝，忙坏了树源。母亲拿出股票、首饰，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我曾听说一段小插曲：商务有位编辑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父亲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我父亲，后来被大家劝住。
绑匪又来电话，约家人到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事当然落到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起前往。爵禄饭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看来是有道理的。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我家当然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们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索要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父亲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父亲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父亲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父亲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日脱险的良策。
盗窟六昼夜
父亲盗窟六昼夜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父亲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父亲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父亲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取下黑布。父亲看出这是一所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看得出用绳绑着床腿。屋里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父亲手上的绳，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父亲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
父亲在盗窟中作了十首七绝，脱险后将诗稿托商务印书馆排字印出，并将印件分送亲友，表示谢意。诗中不仅描述了盗窟的环境和生活，还反映出父亲在彼中镇定自若的心态。
还有两个细节是我听父亲讲述的。一是父亲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为看守们所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父亲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一万元赎票
爵禄饭店的谈判不很顺利。绑匪们见“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10月21日，父亲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二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父亲的信，逼树源交钱。树源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10月22日）树源写了复信，通过绑匪递给父亲。这封信现存我家，从中可以得知当时营救谈判的大概。信的全文如下：
菊叔钧鉴：顷由叶君转来二十一日手谕，欣悉颇蒙优待，而叶君与部中（对绑匪组织的称呼――注）均能帮忙谅解，婶母等闻之，尤为感谢。自叔离家，已近一星期。百方罗掘，典当、借贷，勉强仅得五千元。所示两万元之数，万难设法。公司预借利息，亦不易设法。公司开办三十年，向无预支利息之事，例外要求非得董事通过不能支借。今年公司生意远不如前，明年是否发息亦一问题。纵使董事会为此事开会，亦难决其必可通过。吾叔前以意见不合辞职，则此时不能希望各董事均能帮忙。徒使多数人知之，彼此均极不利。高老伯方面已向伊恳求。彼一寒士，何能立措多金。此事情形紧急，吾叔久居在外，不能安宁，且有病在身，婶母等万分焦急，无如走投无路，以致延搁如此之久。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诸位，格外原谅，俟侄与叶君晤面，当再泣求其代为疏通。婶母等深望起居慎重。所需夹马褂及票洋陆拾元亦已面交叶君带呈。专此敬禀，并叩钧安。
侄源叩上十月二十二日
当时树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钱，送到绑匪手里。大约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车把父亲送了回来。
一万元赎票，父亲终于脱险，结束了这六昼夜的“奇遇”。
父亲对被绑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后，即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日后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续编》作好了准备。
11月14日父亲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父亲去杭州慰问。父亲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
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摘自《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定价：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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