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冬

【作者简介】肖复兴，北京人，1978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1982年毕业后留该校任教。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10年。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并担

1977年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令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雷颐等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为《我的1977》一书出版，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历史中有些年头是很难忘记的，1977年和1978年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的年头。

1977年的冬天，那时候，我已经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郊区一所中学教了三年的书，正带着一个高三的班。有一天，我的一位还在北大荒插队的好朋友老朱写给我一封信，从信封上的地址来看，并不是从熟悉的北大荒，而是从哈尔滨寄来的。我打开信一看，才知道他已经从北大荒考上了东北林学院，刚刚到校报到。在信里，他责备我为什么没有抓紧这次机会考大学？和我们一起在北大荒插队的许多同学，都在这一年的年底考上了大学。

这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轰动全国，尤其震撼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心。

老朱以他这次考大学的经历，现身说法告诉我出身已经不存在问题，让我打消顾虑。我明白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因为就在几年前，就在张铁生白卷出现的那一年，北大荒也搞过考大学的考试，那一次，我报了名，正在宿舍里复习功课的时候，老朱找到了我，把我叫出屋，面对着一片茫茫的荒原，那是初春的季节，荒原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化干净。他对我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一切都是骗人的，北大荒如果最后只剩下两个知青，就是你和我，我们两人都不会考上大学的。事实证明老朱说的是对的，那一次，我理所当然地没有考上大学。我和老朱出身一样的不好，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对于我们已经彻底地关上了门。那时，无情的现实，确实让我们只能这样悲观地想。

老朱在信中告诉我，听说明年的高考还会继续，他嘱咐我一定要抓紧机会，也许对于我们，这真的是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们两人是中学同学，在学校高中三年，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而且都是连续三年的优良奖章获得者，他相信我考大学应该没问题。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的初夏，一天中午，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天的北京日报，报纸的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启事，因为有中央戏剧学院这几个字，一下子分外醒目。中央戏剧学院，它也开始又招生了？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12年前它招生时的情景。因为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1966年的春天，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中学，请学校推荐适合它们学院的学生去参加考试，学校推荐了我。我见到了这两位老师，一男一女，一教形体，一教表演，都和蔼可亲，对我充满殷殷的期望。在他们的指引下，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它藏在棉花胡同里的那紫藤萝掩映的校园。初试、复试、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兴奋的劲儿还没有过去，“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和大学失之交臂……

往事历历，仿佛离去得并不遥远，就像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放下电话，我赶紧拿起这张报纸仔细看了起来。中央戏剧学院这次招生的年龄范围是18岁至31岁，那一年我正好31岁，也就是说如果再晚一年，我就被拒之门外了。它所设置的年龄范围多么好呀，恰恰把我们1966届高中毕业的这最后一届中学生包括在内了。

我知道机会不可能像是夏日树上开的花朵一样开完一朵接着还会有下一朵。老朱说的没错，真的是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了。

谁想到教育局通知，凡在校教师此次报考大学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其他类大学一律不准报考。这无疑给我当头一棒。

我已经报名并已经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了，况且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了。我向学校一再申明这个理由，和这个梦寐以求上戏剧学院“二进宫”的情结。但我又怕既然是教育局有规定，万一考上了真的不让上怎么办？我得做好另一手的准备，便又同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准备参加全国的大学高考。因为它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前后不在一个时间，我可以一身赴两个考场。不过，全国高考要考外语和数学（当时外语只做参考不算分），我得赶紧复习这两门功课。当我报完师范大学的名之后，立刻跑到数学教研组，借来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的数学书，然后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从初一的代数看起。真奇怪，虽然我已经整整12年没有摸这些数学书了，但它们对我并不那么陌生，就好像会游泳的人，即使多年不下水了，只要一下水，水依然对你亲切，会托浮着你的身子像一条鱼一样游动不止。我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消除了，中学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帮助了我。不过一个半天，中午要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将初中三年的六本数学书全部看完了，我一下子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充满了自信。

我先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考场设在离学院不远的鼓楼阴森森的门洞改造成的大房子里，大白天的亮着所有的灯。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大门敞开着，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鼓楼之外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一片喧嚣，仿佛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眼前这黑洞洞的门洞和一张张白唰唰的试卷。考试的具体内容我都忘记了，惟有写作考试的题目记得非常清楚，是《重逢》。这个题目不仅很符合戏剧要求的基本元素，也很符合十年动乱之后人们悲欢离合的命运跌宕。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后来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在那曾经熟悉的校园的藤萝架下，真的和两个人有了两次意外的重逢，那便是我分别见到了十二年前曾经到我们中学招生的那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女老师在我毕业那一年曾经出演莎士比亚的话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

全国统一高考是在一个多月之后，是在我离我教书的中学不远的一所中学校里。那天早晨，那么多年龄和我相差无几的人早早来到了考场，本该是好几个大学都毕业的年龄了，却才开始要考大学。望着眼前密密麻麻一片有了皱纹有了白发的这一群人，像是出巢的蜂群在涌动着，让人有一种悲壮或者是苍凉的感觉。我才意识到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错过了十二年前考大学的青春季节，也错过了大约不到一年前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

那天阳光灿烂，但那阳光毕竟已并不属于我们。十二年前，我们是被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现在，这太阳已经滑落在正午之后开始偏斜。而我们却要和一脸阳光灿烂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步入大学的门槛。我清楚地明白，我已经彻底地失去了青春。人也许在失去青春的时候才会多少明白一些人生并懂得珍惜，青春时节往往只会挥霍。好不容易获得的再一次考大学的机会，让我珍惜，也让我反思抛在身后的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岁月，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以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热情乃至狂热投入了这场葬送我们自己青春的“革命”之中。

在我最初进入戏剧学院上学的笔记本上，曾经记录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二十年前轰动一时，今日只能叫观众打哈欠。某一支歌当年在所有的钢琴上弹过，现在只显得可笑、虚伪、乏味，所表现的是那种短时期的感情，只要风云稍加变动就会消灭。它过时了，而我们还觉得奇怪，当年怎么会欣赏这一类无聊的东西呢？”这段话很能够代表当时我的思想和心情，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经过丹纳说的二十年，而才只是十年的光景，就让我们幡然省悟，并在青春走到了尽头的时候赶上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变迁，应该说这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

坐在考场上的感觉和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这样的考试是在十二年前，应该是正常的，就像春天的苹果树开花一样正常。现在，却在本该在春天苹果树开花的时候，飘落在枝头上的是一层雪花，而误以为是苹果花在绽开。季节的错过，总让人有一种荒诞的感觉。历史总是爱和我们这一代人开近乎残酷的玩笑。1978年的中国，红尘滚滚，已不分尊卑老幼，四世同堂，纷拥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演绎着有些荒诞却富有生机的话剧。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里，我们这样已经不再年轻的年龄，却产生依然年轻的错觉和幻觉。

我考得不错，无论考中央戏剧学院，还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我已经弄不清最后是不是区教育局网开一面，反正后来当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先到来的时候，学校同意我去报到，并是让我带着工资入学的。那时我们这所中学的老校长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一位老教育家，他只是要求我报到之前和年轻的老师搞一次座谈，谈谈我的学习体会。座谈会之后，他夸奖了我，说我讲得不错，嘱咐我进了大学好好珍惜这难得的时光。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那慈爱的目光。

那一年大学入学时间很晚，捱到了十一月，我便一直给学生上课到入学之前的最后一天。记得上最后一节课时，学生们很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其实，在这所并不起眼的中学里，大多数的学生并不爱上课，但那最后一节课，即使平常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格外守纪律。望着那一双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我很感动，眼泪竟然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那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虽然，我们各自的青春隔开了整整十二年，他们当中大多学生和我都是属猪的，却隔开整整一轮。下课之后，我回办公室向老师们告别后，离开了这所熟悉了四年多时间的校园。当我骑着车要出校园门时，下意识不由自主地回过头一望，我教过的那个班的教室玻璃窗前，挤满了学生的面庞，他们正无声地望着我。那一刻，眼泪真地掉了下来。

十一月的寒风，正掠过北京的街头。那是二十八年前1978年冬天的风。

就在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那一年冬天，我写下了我在大学期间的第一篇小说《星星般的眼睛》，发在了那一年的《小说林》杂志上。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特殊大学生生活的小说。怎么那么巧，《小说林》杂志的编辑部就在哈尔滨。在一天下课之后，老朱特意上街在书报摊上买到发表我的这篇小说的杂志，回到宿舍一口气看完，抑制不住刚刚读完这篇小说后的激动，给我写来一封信，除了谈他的感想之外，道出他对我的祝贺和期待。因为他深深知道我一直想写东西，终于看到我的东西了，他和我一样地高兴。那毕竟是我最初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印上的浅浅的足迹。

那封信，我还保存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当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你的《星星般的眼睛》这篇小说发表时，邮局里这一期的杂志已经卖光了。我跑了半个哈尔滨，终于还是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从一个小摊上买到了刊载这篇小说的杂志《小说林》，萎缩在窄小宿舍的角落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当然，我不会有那个小生命在肚子里干扰（在我的这篇小说里写了一个女大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偏偏怀孕了而只好忍痛将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但除此之外，发生在小说里那间女大学生宿舍里的思想忧虑、矛盾斗争，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知道，我也是一样，妻子刚刚病退回到北京，正在家待业；孩子两岁，嗷嗷待哺；而我与课堂和书本已绝缘12年之后，又和相差14岁的小同学坐在同一张课桌旁，演算着令人挠头的数学题。‘没办法！谁让咱们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自愿报名的大学生呢！有苦、有难，也得咽呀！’‘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为这个时代做出牺牲。’你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穆佳贞和柳茵哽咽说的话，在我的心头引起强烈的共鸣。苦是什么？难是什么？牺牲又是什么？是青春，是抛洒在北大荒的青春。当然有苦得自己咽，有难自己吞，为了明天那星星般的眼睛，但昨天毕竟是一片冰冷的苦涩的回忆。在北方这个寒冷的夜晚，你的小说拨动了我那低沉的心弦……”

现在，再来读这封信，那种真纯和激情，还是那样让人感动；而那种友谊，依然清晰在目，更加让人感动。想想，在当时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一切充满新的希望，遥远两地彼此的鼓励，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

1978年的那个冬天，让我很难忘怀。我和老朱都是1966年高中毕业，在即将考入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晃，整整12年一个轮回，我们错过了整整一个青春。以我们当年那样大的年龄重新出现在大学的校园里，如老朱所说的，“和相差14岁的小同学坐在同一张课桌旁”，其实隐含着多少辛酸和苍凉，是历史的喜剧，也是悲剧，总有些像是范进中举的沧桑意味。

如果能够像年轻人一样在正常的年龄上大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那只能是如果而已，历史只有事实发生的存在，而不存在任何假设和想象。我们可以喟然慨叹，忧愁风雨，可惜流年，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