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概。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立刻自我膨胀，立刻感觉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东南西北，立刻狺狺然如狂犬状，连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认账。文学新锐祢正平，也是如此这般的狂妄到了许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刺者，名片也，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无人买他的账。所以，他心理更趋变态，狂病也益发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曹魏势力。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自然也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是这个营垒里的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个年轻作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卞急躁狂，这一捧，更加谵妄失常。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如果不是孔融的蛊惑教唆，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丝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剧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心气相通的。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搅进首都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骂了一顿以后，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没有下令杀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个人挟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还搞了一次欢送会，很隆重，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当时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辞别，这场面很有点黑色幽默。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着墨镜，跟他挥手，拜拜再见。这时，年轻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骂了曹操，给人家当枪使，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如以历史所描写的，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一百个脑袋也杀了，但曹操却按捺住他的杀意，将他打发走了。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他也是作家，他当然有数。这种傻狂之徒，顶多言不及义，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不过，一笑了之的事。
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骂得极其淋漓尽致，语惊四座。可是，痛快同时，痛苦也来，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如此干脆利落，连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这种孤注一掷的、无济于事的骂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动了刀子杀文人，这一回轮到孔融。
他杀他，大概颇费踌蹰，因为孔融当时的名声很大。《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信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为一方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许都，又任将作大匠，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工程部长，说明他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孔子二十世孙的这份无形资产，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无上光荣，从这一细节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但是，他已经没了地盘，当然也就没有了实力，曹操还是比较在乎他，留下他在许都，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后者。他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对于政敌的容忍，肯定是有限度的，所以隐忍不发，自然是时间不到。只是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未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易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自信过甚，对时局常常估计错误，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能够左右政局。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罢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到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
《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日：‘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
当初，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做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虽然，他有资格看不起出身微贱的曹操，敢当面问：“你算老几？”但是他忘记自己是一无兵卒、二无地盘、三无资本、四无奥援的毫无实力，徒有虚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点，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说了算，拥有予取予求的最高权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装饰门面，他不干；偏不自量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要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反对派。
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
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侮慢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政治家曹操最畏忌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法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历史的任何一页，都会翻过去，说来说去，有一点值得记取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无论政治家、文学家，不管是谁，必须要有真本事，才会永远。
否则，都是扯淡。
（摘自《文人遭遇皇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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