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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27年入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正是老干部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但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天被打倒。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句话无疑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即使这样，一心崇尚“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父亲也没敢替关在狱中的母亲说一句话――尽管母亲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在延安的丑闻。
父亲所以一辈子紧跟毛泽东，是他从井冈山时起就感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实在了不得。父亲记得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上井冈山时，从一个人们根本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论证，主席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能把土匪问题解决得了，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也上山去当“大王”。在场的一些同志想，国民党本来就骂我们是土匪，我们何必“拣”这个骂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毛泽东的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感觉毛主席如神一般。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他多次对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可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主席从来不带枪。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当然，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关于枪的“交易”还有一次，那是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一支类似现在“掌中宝”的微型手枪。父亲爱不释手，但是感到还是送给他的上司林彪更好。林彪看到后喜出望外，把玩一阵后说，还是送给毛主席。毛泽东拿到枪后看了一看，放在一旁，无所谓地说：“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父亲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士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毛泽东让父亲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父亲用聂荣臻的望远镜观察好地形，主席半开玩笑半是安排任务地叫父亲“设营司令”。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却突然发现前面是一条在黄土高坡上被洪水冲击的深深的沟，根本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
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那该多好……”。父亲到了晚年虽然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有一次谈起一个“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父亲说：“‘文革’中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也值得同情，可是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镇压胡风集团、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每一次都是他打头阵，但是我们公开的报道都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整人，这就会以偏概全。还有一位威信很高的军队领导，他的确很了不起，可是解放初期，他也整过刘帅。所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主席。”
我有时与父亲辩论：“不管怎么说，就像党中央做出的决议，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确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是最大的！”
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地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父亲的确有一种朴素的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同时有同样朴素的“忠君”思想。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多岁，甚至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这些将领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即便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有一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尽力而为……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很足，但搞现代化真是勉为其难。”
但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史。
父亲转战南北，直到30多岁还没有结婚。当时父亲任115师参谋长，师政委是罗荣桓。罗政委关心父亲的婚事，劝他：30多岁的人也该考虑个人婚事了。母亲当时才16岁，她是在山东日照参加革命的。我的外祖父也是老党员，当时任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书记。母亲先在115师文工团，后在山东省军区机关电台工作，与父亲接触多了，父亲觉得这个小姑娘很讨人喜欢，对她产生了好感。父母从恋爱到结婚，一共只“谈”了两次，真是闪电战的速度。
父亲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开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一次，我与父亲谈起儿女情长的话题，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啊！？之后哈哈大笑，笑得我很难为情。他曾亲口对我们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其次才是你们的父亲。”
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工作繁忙的程度：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但父亲却没有时间去镶牙。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为父亲镶牙，父亲才镶上这颗耽搁了16年的牙。
解放后，父亲常常突然“失踪”，好多天不着家。1958年一个夏季炎热的中午，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有重要指示。父亲马上赶去，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坐在游泳池旁的一个棚子里，老人家穿着游泳裤，身披白色浴衣，比常人大许多的肚皮裸露着。他对父亲说：“是我请你来的，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啊？”周总理也说：“工程兵在黄河架过桥了。”此后，父亲从我们家里失踪了。原来，他星夜赶往黄河，一待就是几十天。
也是在那年夏天，彭总代表中央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父亲，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央决定成立特种兵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也是当时共和国最为绝密的部队。中央决定工程兵做窝，国防科委下蛋，中国导弹实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于是，父亲又失踪了，他率十万工程兵大军，在保密状态下开到西北大沙漠，在这个“死亡之海”进行“两弹”工程建设。
父亲长时间在戈壁滩奔波，与战士们一样饱尝了火炉般的炎热与干燥。他为了视察和探明这个神秘的荒漠，向空军司令刘亚楼要了一架飞机，到沙漠上空也到天山峡谷。由于不是航线，在峡谷中遇到过四面黑糊糊只见一线山垭口的险情。飞机差一点撞在山上。父亲带着几个工程技术人员走进沙漠的深处，那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架看样子还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的小型飞机，由于汽油不够停在沙漠。奇怪的是飞机里没有人，他们又走出几十里，看到了7具木乃伊。原来是从飞机里下来的7个国民党军人，终于没有走出沙漠，尸体已经风化了。
父亲的下属还搜了搜木乃伊的身，发现他们身上有黄金和烟土，父亲即兴地说：“国民党怎么能不败呢？打仗还想着发财，想着享受。我们虽然夺取了政权，可还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不为待遇，不享清福，我们吃苦，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
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繁忙至极的父亲。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是由于他总是在为国为民，但我们也羡慕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是非常关切。父亲与母亲分手，固然是“文革”起了决定作用，但与父亲身居高位、工作太忙、缺少情趣、不善沟通也不无关系。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文化素质与现代化观念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当然，父母离异，母亲的责任也同样大，她不太理解父亲，遇到一些容易产生矛盾的事情不仅不能主动与父亲去沟通，反而总是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觉，父亲毕竟比较大气，而母亲身上的农民意识却比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延续。
父母离异，还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母亲又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非常岁月，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有过一句曾被全党接受的话：中南海里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这也为整人的人壮了胆儿。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关于江青的话，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这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父亲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父亲有着较好的印象（在“文革”中父亲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做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政治家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主席的这番话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父亲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离婚手续始终没办。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刑讯逼供，几天几夜不让她入睡，有时用饥饿折磨她。起初仅仅是给她戴手铐，后来用了脚镣，从10斤长到20斤再到30斤。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
而母亲在狱中的几年时间里，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并不鲜见。
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对父亲移情别恋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是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对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母亲，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
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
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
父亲与任何首长都没有较深的关系，他就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做得正确他就跟着正确，毛泽东犯错误他也就跟着错。
“文革”中，林彪曾单独找过他，同他谈三北国防工程建设的问题，谈过后又叮嘱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就不要对其他领导谈了。父亲一想，毛主席是军委主席，怎么能不让主席知道，他通过总参向主席反映了此事，还向三位老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所以不犯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他认准了只听毛主席的。父亲后来也对我说，林彪其实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如果不是“文革”中他积极参与打倒很多人，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膨胀了野心，他怎么也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的人。
父亲还透露，林彪并非一贯整人，早在1964年，我的大哥因为自小向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幻想到苏联留学，便独自一人来到满洲里，后被拘留。事情闹到总参，当时总参领导认为哥哥是为父亲出逃苏联打前站，这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断，况且父亲也根本不可能这样背叛他心中的神灵毛泽东。
事情上报到中央军委，林彪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没有忙于下结论而是做了调查，最后对父亲做了“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的批示，也算没有让父亲蒙受冤屈。即使有这样的感恩之情，父亲还是与林彪保持着距离。
父亲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所以，搞“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也一定去批判。为此他也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身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父亲感到最高兴的事情是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人来看望他。有一次中顾委委员、
父亲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来，由于当时父亲的问题没有做最后结论，门岗不让进。何长工生气地说：“我是何长工，来看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士榘！”说完就带着警卫进了父亲的小楼。
那时，陈永贵也来，他还为父亲做山西刀削面，两个人聊起天来也很高兴。他们两个，一个在军队，一个管农业，按说没有什么工作关系。他们相识于1969年党的九大，当时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并一同当选中央委员，也由此开始了交往。
有一次我听见陈永贵对父亲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会更加瞠目结舌的。不过，陈永贵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年全国学大寨、修梯田，几百万人参观大寨，同样是巨大的浪费啊。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他后来的妻子感到这些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父亲到弥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她希望她的终日陪伴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能留下“是你”的回答。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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