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
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任职科技部部长引起了海内外诸多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万钢用“诚惶诚恐、忐忑不安”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相信能够把事情做好。”这位新部长说。
万钢六种
从下乡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海归、校长到部长
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
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因为太忙，尽管每天早晨八点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未确定过，所以，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当然，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人，2000年回国，从普通教授做起，工程中心主任、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一路走来，七年时间，他成了共和国的部长。
这个人，就是万钢，一个55岁、算不得魁梧的中年男人。
万钢说，他知道被任命为科技部长的消息，也仅比公众“早了十多天而已”，而且这一重任让他“诚惶诚恐”了许久。
“实际上，中央已经考察一年多了。”万钢说。
少年万钢
万钢的故事要从1969年说起。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他从繁华的大上海踏上漫漫“插队”之旅。
要去的地方叫吉林省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
插队六年半，万钢几乎干过村里所有的活：锄地、扶犁、赶马车、出纳员、会计……
1974年，吃苦耐劳的万钢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二十出头的他问党支部书记，“我爸妈都是反革命，铁案，你知道吗？”
党支书回答：“支部早就知道，重用你是因为你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耷拉脑袋，不定哪天，你爸妈又成了功臣呢。”
万钢说，他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朴实可爱的乡亲们，“人心换人心”的道理在那时有了深刻体会。
学生万钢
1975年，作为全省“黑五类”分子子女，万钢是唯一一名被乡亲们推荐进东北林业大学学习的。
4年后，万钢考上同济大学的研究生。紧接着，国门重开，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万钢“记不得到底经历了几轮考试”，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4年，他蹬上留学德国的飞机。
万钢要去的是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Clausthal），该校具有两百多年历史，有个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PNDS考试（德语入学考试）。
年轻气盛的万钢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了几个教授和万钢聊，问了很多问题，结果，万钢真的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PNDS考试而直接入学的外国留学生。
总结这件事，万钢得出经验：在德国不要过分谦虚，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求，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努力争取机会。
国外的新鲜观念也时刻冲击着万钢的心灵。一次，对门同学过生日，老爸送了架飞机作为礼物。晚上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万钢和同宿舍的人感叹：这个同学真有钱！
不想，同宿舍的德国学生纷纷不以为然：那是他爸爸的钱，又不是他的钱，钱自己挣才是本事。这也让万钢很感慨。
1990年，万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工程师万钢
博士毕业，去的是德国著名的奥迪公司，从普通的工程师做起，因为“喜欢呆在基层，在办公室呆愁眉苦脸的时候，到外面去跑跑，就有灵感了。”
从1990年到2000年，万钢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15项技术关键课题，参与和主持的轿车车身油漆车间建设（投资额5亿马克）和轿车车身生产线（投资额7亿马克）两项重大工程，得到德国汽车工业同行的肯定和认同。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指着自己黑色的奥迪车，万钢自豪地说。
海归万钢
2000年12月23日，西方圣诞节的前夜，在奥迪打拼了10年的万钢，在收到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后，毅然辞职。
万钢说，同济老校长李国豪先生有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
那还是在德国，李国豪去访问，他负责接待，李老对他说，“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回国来做贡献，可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于是，万钢成为一名“海归”。
回国的第一年，万钢被科技部聘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同时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了该专项中技术最为复杂、任务最为繁重的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任务。
德国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曾在万钢回国后，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看到他研发条件非常简陋，表示不解：“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来时，科勒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按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我回来前没有先在国内签任何的工作合同，也没有任何公司开出高薪聘请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万钢说。
校长万钢
研究成果迭出，万钢身上的职务也与日俱增：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2004年，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开始扮演一个他从未担当过的角色。
“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无党派人士。”万钢教授认为自己当校长“破了规矩”。
他的朋友和同事说，正是这种长时间国外大企业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长职责的过程中，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会不时显现出企业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校长所欠缺的。
在万钢看来，德国的学校和企业之所以能有很好的结合，是因为德国的企业始终在做自主开发，它们做得越深，越需要总结和进一步研究，所以学校的研发始终是企业的一种需求。“中国的汽车企业只要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也就会跟学校越来越近。”
2004年，同济汽车学院搬进了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内，按照万钢的规划，未来将把和汽车工业相关联的院系，如机械学院、软件学院、交通学院、电信学院、管理学院、材料学院等都迁入这个校区，实现“以学科链带动产业链，用校园内的学科带动校外的产业。”
如今，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附近已经形成一个“环同济设计产业带”，年产值近三十亿元，这让万钢很开心。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两年前，同济大学启动百年校庆筹备工作伊始，他便提出要以已有的“设计产业带”为基础，在对校区及周边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打造“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几年以后，将经济圈内的年产值提升到百亿元。
部长万钢
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万钢表示，对于部长这个从未涉足过的岗位，他的态度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不断地学习，“因为，人永远是集体中的一员”。
“最危险的，就是带着一个特别好的心态，目无他人去工作。”万钢说，当科技部部长，自己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政府工作经验。
对话万钢
记者：作为一名校长，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
万钢：一流的大学，靠的是你培养的学生，靠的是你对自然的探索，靠的是你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首先要有自信心。
再者，一流大学很难去衡量，也并不是你发表不少文章就是。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对SCI那么有感情（笑）。
实际上，一流的大学在人们的心中很难靠着几个评估来评。所以，我觉得，大学应该探讨它的精神，探讨它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探讨社会对我们需要什么，未来对我们需要什么，只有自己心中的一流，才能成为世界的一流。
我相信，一流大学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建设的。它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办学思想当中，不断适应社会需求当中，不断地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的当中，得到了社会认同和体现了价值，才成了一流大学。
记者：前几年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的教育质量出现了下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万钢：扩招这批孩子大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是70年代末下乡青年回城后生育高峰期的结果，他们的父母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上过大学，所以盼孩子上学很急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是承担了它应有的社会责任的。
我们现在讲创新，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上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何谈创新？但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不能因为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我们个人的责任，应该有个质量保证系统来保证大学培养人的质量，在校内成立自己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成长，我们要担负好这个责任。
记者：你怎么看高校学术不端行为？
万钢：学术不能急躁，特别不能让舆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说的大学校长要有定力。科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要给教授一个宽松的环境，要有耐心、有定力，不能逼着鸭子上架。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学者，大多数的科学家，他们本质是好的，如果不是外来压力太大，他们不会去造假。不是不需要评估，但不能让它牵着鼻子走。
记者：赴德留学，对您思想观念有什么冲击？
万钢：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下过乡的人，是不会有太多的激动了（笑）。我曾经给他们开过一个玩笑，从心理学角度，什么时候最高兴？考上研究生？结婚？
其实我最高兴的是，17岁下乡插队，半个月没吃到肉，后来有一天生产队里的老母猪死了，大家出去干活的时候，就开始想晚上炖肉怎么香。吃到肉是那时最高兴的事。
记者：以前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你的理想和现在相同吗？
万钢：这个应该是在变化的吧。半个月或者半年没吃过肉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能吃上肉（笑）。
记者：你现在开的什么车？
万钢：奥迪，这个车还有我的心血，所以我坐在上面，一点都不感到羞愧（笑）。
记者：2000年从德国回国，第一年你就成为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组长、首席科学家，都说你协调能力非常强。
万钢：我觉得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有三部曲是永远不变的：第一个，你要认真地倾听，听清对方讲的意思；第二个，要换位思维，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第三个，要求得共赢，寻找最大共同点。
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求同存异，有一些异，在求同的过程当中又变成同。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国人的一句话：“人心换人心”，你待人真诚，人自然真诚待你。
记者：你是以致公党副主席的身份成为科技部部长的，2005年12月你加入致公党，2006年12月成为该党副主席，你当初为什么加入致公党？
万钢：这个比较难回答……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致公党，我很尊重他们，它代表了回国的侨胞、海外的侨胞，尤其是留学生这一块。所以呢，尽管致公党是一个小党，但它和我的身份、经历比较相符吧。
记者：你是同济大学的校长、全国政协常委，还是科技部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加上其他一些兼职，这么多工作你如何协调，每周大概有多少时间花在科研上？
万钢：政协委员其实不耽误工作的，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圈子，有时间其他委员听听我讲讲科技，讲讲电动汽车，大家都很感兴趣（笑）。
至于平时科研时间的分配，如果一个星期按五天算的话，我想花在科研上的时间有两天；一个星期按七天算的话，有四天时间可以用来做科研。
乐在其中啊，科研工作有时候干起来还是很幸运的（大笑）。
记者：最初得知自己要当部长这个消息时，有什么样的心情？
万钢：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笑）。
记者：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你以致公党副主席身份出任科技部长，具有政改信号意义，你怎么看？
万钢：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举措，不过具体到我的身上，还是觉得重任在肩、诚惶诚恐。
记者：中共党员的提拔一般都是通过组织部，非中共人士提干程序是怎样的？
万钢：中共党员提拔要通过组织部，民主党派党员的提拔要通过统战部，先协商谈话，然后再进入组织部的选拔程序。
记者：从留德学生到工程师，又到教授、院长、校长，现在，又成为科技部长，你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你自己是怎么来调整心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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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科技部部长而言，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没有政府工作经验，没当过部长（笑）。
记者：这是否包含着对中国的国情及全局观察不够的意思在里面？
万钢：对，以前我说要向中共的同志们学习，这并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切地感觉到这个需要。因为你这个位置（科技部长），它是高的、责任是大的，分量比以前更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这和具体去搞电动汽车研究还不一样。
记者：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生活？
万钢：从早忙到晚，我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早起游泳，六点钟起来，六点半下水，游到七点，每天能自己支配的时间或许就是这些（笑）。
我游泳潜水潜得很深，呵呵，人生的水也很深啊，但我相信乐趣无穷。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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