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献给这座楼了。
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东北角，原来也有“双子座大厦”――两座楼比肩而立，长得一模一样，四四方方规规矩矩。楼高十六层，搁现在当然不起眼，在当时，傲视马路对面团结湖小区一片矮楼，“大厦”之谓当之无愧。
两
我头一次走进这座大楼，是1988年初秋的一天，那会儿这座大楼刚刚建成启用不久。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四，《文艺报》记者晓蓉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叫《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的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四海》杂志有个罗嗦的副标题，叫“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
从这一天开始，今后漫长的十五年，除去法定节假日，就是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献给这座楼了。
一
尊老爱幼，先从老一代聊起吧。
我曾多次提倡一个说法，叫“六八一代”，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学。因为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原因，这代人身上有诸多明显特征，在社会活动中很容易被标识。最凸显的一点，是过渡特色。历史虽然把我们这代人嵌在一个人肉梯子的位置，不上不下的好难受；但是，短处反过来就是长处，因为承前启后，我们得以见多识广，经历独特。
比如我上学的时候，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批资深老教授还在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之后的师弟师妹们就没这个好运了，别说上课，能在校园里见这些宗师一面都难。我到文联大楼时的情形与此类似，一些老同志都还健在，比如龙世辉先生。
1989年7月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龙世辉刚刚从副总编辑的岗位上离休，但被返聘，仍在终审部分长篇小说稿件。老龙看稿严，审过的稿件常常满篇红。谁要有意见，他会立即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几十年前，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改曲波的《林海雪原》，本来稿子是白纸黑字，经老龙改完，排版工人急了，说是基本找不到什么黑字，失了下手处。也就是说，老龙几乎重新写了一遍。
我头次听这段子后跟他开玩笑，我说老龙，那以后此书再版，要写龙世辉著。老龙听了怒训我一顿，大意是说，编辑就是编辑，作者就是作者，两回事儿，当编辑的永远不要惦记着出那种名，改稿子帮别人出名是分内之事，要不就甭干这行。
老龙有老年人最明显的一条特点，就是絮叨，说过的话经常不记得，绕回来再说一遍。他这段革命家史，我至少听过两遍，不过并不烦，甚至第二次听了，还成心逗他要在《林海雪原》上署名，他就又训一顿。我愿意重复挨训，一方面是顽劣之气未消，逗他玩，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些话，对一个初进编辑行当的学徒来说，意义非凡。
老龙话密，喜欢各屋串门，一屁股坐下随便扯个头儿就开聊。当然喽，这种场景，也是编辑部最最家常的一幕。老龙的神聊非常抓人，经常正聊到兴处，该去食堂了，大家不愿中断，就撺掇老龙请客。老龙资格老，工资又高，最关键是人爽快，从不推辞。
老龙聊天看人下菜碟儿，人杂的时候话头儿比较规矩，如果都是年轻小伙在场，老龙会偶尔坦白点自己年轻时的风流艳遇。那些艳遇大多发于情，止于淫，结局常叫我们新一代青年摇头扼腕；老龙却是一脸陶醉，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故事已经艳丽死了。
老龙听说我二十四岁就结了婚，颇有微辞，说你耽误了多少事啊，傻不傻啊你。我说我没你长得帅啊，我倒想不耽误呢，可不耽误也没有风流事砸到我头上嘛。老龙听了这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几百字脱口而出，委婉地表达了对我这结论的赞成。
老龙抽烟非常凶，后来死于肺癌。老龙的追悼会上，家属忙前忙后，向前来吊唁的人分发赶印出来的一本书，《龙世辉寓言集》，小三十二开，不足百页。这是老龙一辈子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老龙一辈子改过上亿字的稿件，经他手出版的很多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光芒夺目，恕我不一一列举，因为我更看重的，倒是老龙这仅留人世的几万字。
刘心武（左）、章仲锷（中）、柯云路（右）
二
老龙退休后，接替他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
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全亏逢上了两个好老师。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在《四海》杂志打杂了大半年，该毕业分配了，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我是作协子弟，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他肯要，你就能来。”说完这话，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他可是严师，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早知道章老师的大名，是个有名的大编辑，柯云路、王朔等等，都是通过章老师和读者见的面。
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跟我聊了足足俩小时的乒乓球、足球。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说你回家读读吧，写份审稿意见。
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确以声东击西、不落窠臼见长。听他谈稿子论文学，东一句西一句，天马行空。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脉络清晰。听着跳跃性强吧，其实句句击中要害，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
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有点邋遢，运动衣为主，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章老师突然穿了身西装出席，当场惊呆好几位。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洋相。
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多一分都没有。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因为大脑开小差闯了红灯，被警察抓住，罚款一元。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就这些，想要罚齐了，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
章老师不爱笑，老是冷着面孔似的，其实全怪他的长相――面相苦，脸上褶子又多，干巴巴的，戴眼镜，标准的老编辑长相，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像在苦笑。有一次我向他坦陈这一发现，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
一天王朔去章老师家玩，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仨人聊天喝酒。隔不一会儿，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加碗加筷。吃是吃上了，可忘了互相介绍。几杯酒下肚，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看王朔那厮的文字，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一脸坏样。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他：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那人一指王朔答道：那么清秀的文字，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
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
1989年下半年，延安时期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原社委会集体免职待分配，章老师亦在其列。好在没隔多久，他又走马上任《中国作家》杂志的副总编辑，我们还是常来常往。不过，经这一番折腾，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家里吃饭喝酒。那天他在酒桌上说：老啦，该退休啦，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我给你当校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错儿忒多了。唉，一辈子就会看个稿，也就爱看个稿，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
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字写的一些小文章，文笔极好，可他对此全无兴趣。
三
从维熙
从维熙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赵之士的雄风，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果断，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有些员工敬畏得甚至过了头。
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金瓶梅故事》，尽管书名中有这么扎眼的字，但一来与全书内容确实相符，二来全书内容绝对健康，所以，当书出之后有关部门却下令禁售封存时，老从不干了。老从召集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的名人，其中不乏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开了个研讨会。研讨结果当然说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老从将这结果报呈出版署，旨在申诉。可最终这本书还是不许公开发行，老从却因前述种种“过激”举动挨了批评。
老从当时还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在机关和出版社各有办公室，坐着那辆香槟色“马自达”两头跑。常常见他前脚一进文联大楼四层，后脚就有总编室人通知开会。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大会，也可能只是十来分钟的小会。老从直脾气，有事不隔夜。
有一次开会他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可刚才一进电梯，开电梯那小姑娘跟我说：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老从说完，让大家反思，选题范围为何狭窄至这般田地。一番话五分钟说完，散会。
老从一开会，有个习惯动作，玩打火机。不知为什么，他兜里总装着一堆形状材质各异的打火机，会议桌边一坐稳，必定逐个掏出，于手中把玩。当然也会派上实用，他是个大烟鬼。
说到抽烟，又想起一桩旧事。一次我在老从家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我俩又都是烟鬼，他家的藏烟也少了点，愣被抽得一支不剩，便一同下楼去买。
烟店前一堆人正吵架，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因牢记鲁迅教导，坚决不当“帮闲”，所以避之唯恐不及。不想老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头扎进人堆。我当时一惊。
老从看出我的表情不自然，撇嘴一笑道：想起鲁迅了吧？我告诉你，我还就爱看人吵架，这一点不丢人。不过要会看，会看就能看出好多意思来。跟念书一样，会念，才能念到字面后的意思，不会念你就不是在念书，而只是在念一些词汇。
老从这番教诲，我受益至今。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明明觉得不好玩、不耐烦，明明是虚妄一场，可又老是忍不住凑个热闹、评评道理。事一关己，还会兴奋，甚至雀跃。这个说起来都是人的本能，不必奇怪也不必自责。关键怎么上一个层次说话。依我看，不过就是老从说的那个“会”字。会吵会看，就能吵出意思看出意思。会生活的人，即使无聊透顶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四
再来写写年轻人吧。
文联大楼里，年龄结构老化。白发苍苍者多，生龙活虎者太少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艺报》由刊改报，大规模接收了一批应届毕业生，作协一时好像年轻了很多。这批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逐一受到重用，没过几年，悉数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我在《四海》打杂那几个月，就老往六层文艺报社跑。那时的文艺报社，年轻人扎堆，气氛活跃。而且，因为年轻人比较集中，所以也最成气候最抱团，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每天中午男男女女聚在财务那屋，痛聊文学艺术、世间万象，真知灼见此起彼伏。都是会写文章的人，很可能没两天之后的某大报刊上，就有一篇雄文出现。我在那里像个学生，听着师兄师姐们暴侃，长了不少学问。
有时候一边打牌一边痛聊，那么简单乏味的游戏，因为参战者有情趣，也打得热火朝天。这一幕持续了一年多，到了1989年的秋天，牌局变成天天打，一旦开局就没个完，工作全都撂一边不管。而且就是纯打牌，再也不聊什么文学艺术了。长此以往，当然越打越没劲，渐渐地，牌局停了。
六层牌局进行的同时，五层的围棋局也在紧张进行中。《诗刊》编辑部有几个围棋爱好者，年轻人为主，唐晓渡、邹静之是主要干将。老同志们也不甘落后，比如王燕生、周所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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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蔫人出豹子，平时这么低调的人，一旦有事，动静就小不了。有一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大闹一场，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大致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集体签名什么的，很热闹，惊动了作协党组以及更上一级部门。结局是我向来佩服的名编辑朱伟愤而离开作家协会。
朱伟作为《人民文学》的骨干编辑，在八十年代编发了一大批名家名作，对这份杂志，乃至对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他的离开，在我看来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好在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朱伟后来分别主编了三联书店的《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两本杂志，因其品质超群，被人誉为办文化类杂志最大的腕儿。
朱伟走后，接替他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顶梁柱的是李敬泽。敬泽不仅是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更是个优秀的评论家，他的文论作品曾多次获奖。
敬泽平日作风老派，皮鞋永远擦得锃亮，喜欢围围巾，像个五四青年。他是抽卷烟的，但是一定要外套个烟嘴，牙咬着抽。说起话来，尤其是在会议上，声音低沉，书面语多，字斟句酌，真有点宗师气。不了解情况的人，怎么也不相信敬泽竟还那样年轻。
有年夏天，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打瞌睡，突然接到作协秘书处电话，让迅速赶赴红螺寺开会。会议参加者，很多文艺界领导和老同志，主持人是已经离休的作协老领导张锲同志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同志。敬泽也在座，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照往常一样，咬着烟嘴，声音低沉地阐述自己的意见。说不两句，会议桌那头张锲同志突然打断他，食指点着他一通颤，说，小李啊，你怎么年纪轻轻，这么老气横秋啊，声音洪亮点嘛！有点朝气嘛！顺着张锲的手指方向，我看敬泽，只见他脸上闪过很多无奈。
五
我曾多次跟人说，在我短短十几年上班生涯中，张胜友是我最钦佩的领导；短短十几年出版业从业经历中，张胜友是我最佩服的同行。不过我与他相识伊始，即大吵一架，惹得当时文联大楼议论纷纷。
事情是这样的，1995年夏末，我和邵燕祥、刘心武等人在汕头开特区文学研讨会。会议期间接到北京电话，说张胜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老张是个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邵、刘二位长辈和他素有交往，听这消息都替我高兴――他俩一向把我当侄辈看待，对我知根知底，知道我直脾气，又年轻气盛，而在他们眼中，张胜友也是直率之人，又有胸怀，所以他们一致认定，这回我有了个可能照顾我的好领导。
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赶回社里。一回来正赶上张胜友开全社大会，公布他的改革方案。我仔细听完，当他问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我一通大放厥词，大意是这改革方案虽好，但步子完全可以更大一点，可试行编印发一条龙政策。张胜友粗暴地否决了我的建议，我心有不服，开始争执起来。老张态度非常强硬，在我嗓门越来越大的同时，他也在不自觉间说话越来越粗暴，我们俩吵得不亦乐乎。最后他索性置我于不顾，宣布散会。
我像一炉热炭陡然被浇一盆凉水，心一下凉透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心里顶着气，在社里见着老张从来不理。他好像也无所谓，听之任之也不理我。不过，我在慢慢地观察这位新领导，眼见他新官上任三板斧劈得痛快淋漓，效果奇佳，迅速把出版社带入正轨，心头气渐渐消散，转而生出一丝钦佩之情。想来老张也在暗暗观察我这个刺儿头，观察的结果大概也还算满意。
那年底，有人暗地里搞小动作，出版社几次严重危机，老张奋力拼杀，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说，“睡觉都要睁只眼”，一次次化险为夷。年底总结大会上，从不理我的老张突然将我一顿暴夸，还号召全社同志向我学习，有问题，吵也好骂也好，全拿桌面上来，别在背地玩阴的。我听了非常意外，但也从此认识了他磊落的胸怀。
不打不相识，我俩从此关系有了质的飞跃。那几年，因为有这样互相信赖的基础，我在工作上心甘情愿地非常卖力，成绩不错；老张对我也格外重用，一级级飞快提拔，直至最后成了他的助手。
老张表面上非常严厉，他在出版社的威信，和当年的老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起升官，很多人私下议论张胜友是个官迷。他自己对此倒毫不掩饰，和我闲聊的时候完全承认，他说：官大一级，驰骋的天地就更大些，就能为改革多做点事，为什么不能迷一下呢？这种看似官场的套话，老张说起来并非义正辞严，而是略带狡黠，但同时又有木讷一笑。
那样的笑容是老张特有的，在我看来里边内容非常丰富，有他的经历，有他的抱负，有他的性格特点……每次看到他那样笑，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生动。
六
文联大楼旁边有家四川菜馆。留意一下不同单位的人去饭馆的频率，是件有趣的事。相对来说，两家出版社的人光顾此店，多属自己人拉帮结伙；《文艺报》、《人民文学》来的人数与频率都比较均匀，一副细水长流有节制的大户人家模样；来得最勤、来了动静最大的，是《诗刊》的编辑们，难怪啊，热衷于请编辑吃饭的文学青年当中，肯定诗人最多。诗人们又都豪情万丈，吵闹一些也属正常。回忆一下，现在诗坛的很多大家，比如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等，当年都曾在四川菜馆经常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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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她家门口，正是晚上下班时间，楼里邻居见这俩年轻人一身酒气，走道直打晃，纷纷退避三舍。突然有了个例外，一个老太太气哼哼迎面走到我们跟前，厉声问道：你谁啊？陈染当时已经醉得眼睛都懒得睁，所以这话明显冲我来的。我也正晕得难受，所以特别不客气回问老太太：你管我谁呢！你谁啊？！老太太一指陈染：我是她妈！
好像从那以后，陈染很少喝酒了。
七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聚散不定；再迷人的盛宴，也终有一天谢场落幕，灯黑走人。我在文联大楼喜怒哀乐，各种角色循环上演一番，终于在2003年与它告别，一去不回。
（摘自《读库》0702，新星出版社2007年4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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