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竞赛的核心就在这个国家。”这是创造了福尔摩斯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在1898年访问美国时的判断，非常适用于2004年的中国。自从1971年以来，瑞士小城达沃斯在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都会吸引来自全球政界、商界与学
《华尔街日报》2004年3月这样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与1960年的日本。”日本商业思想家大前研一相信，只有在这些类比的帮助下，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今天的变化。从1898年的柯南道尔到2003年的大前研一，我更愿意相信中国崛起所激起的情绪更类似于19世纪末的美国。1890年的美国面临着什么？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从1776年以来，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几代美国人一直刻意地回避与世界的接触。当他们的物质财富已形成巨大的积累后，却没有在世界获得相应的权力。当所有的游客感慨于美国生活的丰沛时，当它的制造业早已超过英国时，它却只拥有弱小得可怜的政府与军队，在外交事务中基本没有发言权。
西奥多・罗斯福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令人厌恶，但这个推崇“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总统，却给予美国人所需要的国家认同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当时意识到，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世界，它将可能取代旧世界。而在20世纪初的欧洲议会辩论中，充斥着“美国威胁论”这样的论调。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T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人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他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
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因为不安全感，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前，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每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人马修・阿诺德的名言：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而一个新世界尚未诞生。“9・11”给了这代人这样自我宣称的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01年应被视作我们这一代人――对国际事务与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认识开始苏醒的年份。
没错，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国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国再加上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我几乎从未想过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学以“忧国忧民”著称，但五四的一代早已变成了托福、GRE的一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美国大学实验室。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彻底驯服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称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些特别的事件、人物与传统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依靠这种情感与意识构造了一个国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类似我这么大的年轻人来说，2001年的3件事足以刺激这种想象力――申办奥运会成功、加入WTO与中国进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经过了三次狂欢，在那些夜晚的长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变成了兄弟姐妹，他们都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骄傲。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则使这一代人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整张世界的地图，并逐渐开始了解中国在这张地图上属于什么位置，并可能拥有怎样的未来。
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多数西方人（至少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相信，在历史的教科书上，2001年很有可能与1914年处于类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遇刺前，整个欧洲已经享有了将近100年的和平，人们甚至相信战争将永不再会爆发。当时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看法来自诺曼・安吉尔在1914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记者说，自由贸易已使领土扩张成为过失，从经济学上讲，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永远和平已经到来。
而在“9・11”发生前，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又是一位记者对此作出了总结，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诺曼・安吉尔的一个翻版）宣称――世界10岁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欧洲与美洲，但现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碍，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像IBM的广告语“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乐观情绪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19世纪的俄国的流亡分子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的，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而我们呢，则是一种新的杂合文化的产物。世界都在美国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家们喜欢的判断，就像18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化一样，或是15世纪的亚洲都在中国化一样。不错，至少和全球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Windows操作系统，听Billboard上的歌曲，迷恋莎朗・斯通与汤姆・克鲁斯……但这种肤浅的描述根本不能反应出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实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民主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都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要大。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J・M・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与对于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读过他们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邓小平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邓小平评选为“年度人物”。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IT公司，是那些.com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列宁、托洛茨基，而是比尔・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含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China.com）只是将China后面加上了一个.com，就在NASDAQ上市第一天超过了100美元。
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是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厢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一场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为，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包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依旧高速的发展，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的美国的视线的转移，则突然间赋予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个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种希望。从2001年至今，外界对中国认知，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极度戏剧性的转变。错过了Dot-Com革命的我发现，一场更为浩大的革命刚刚开始展开，而我们将是这场戏剧中的新的主角。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诱惑与强迫着，重新审视自己与我们一直面目模糊的国家。结果正如V・S・奈保尔对于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们发现中国也是“难以表述的国家”但在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Dot-Com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愈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愈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的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胡锦涛前往非洲时，他首要关心的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了一名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骄傲的中国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的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出生于19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
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确切而言，这一代人将再次面临重新塑造这个国家性格的挑战。毛泽东塑造了一个革命气质的国家，在那一代青年人眼中，地球上充满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世界地图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等待插上我们的红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由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也带来一个过分实用主义的中国，甚至将整整一代人变成了“经济动物”。而现在，或许再用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将到达150年以来，几代中国杰出之士所渴望达到的目标。如果追赶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目的，那么她应该为自己寻找哪些新目标，她该为自己的行为赋予哪些新的意义？
一场公共性的讨论已变得如此迫在眉睫。“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战略曾经如此重要，但它的局限性也日趋明显，2020年的“小康社会”仍只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远景规划。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在依靠过去25年高速发展带来的惯性继续前行，但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须开始展开。
（摘自《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海南出版社2007年4月版，定价：2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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