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1978年年底，麦理浩爵士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访问北京。英国一直努力扭转对华出口不振的局面，自然不会错过这样
与此同时，中国肃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残余“四人帮”――四人中包括毛泽东的妻子――着手推行更合理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效法台湾人的做法创办经济特区。紧邻新界的深圳是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它已经发展成广东省的动力源泉，每年商品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中国意图使这些经济特区像过去的通商口岸一样，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吓跑投资者，削弱香港对促进中国不断繁荣的重要作用，进而损害中国的发展前景。他们宁愿把香港的前途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毛泽东的继承人、国家主席华国锋宣布：“可以通过协商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麦理浩爵士提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人们对租约临近期满的忧虑，毕竟离1997年只有18年时间了。邓小平建议这位总督向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放心”，他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中国将在租约到期后恢复行使主权。早在1972年，中国就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不承认英国对香港享有主权。两年后希思先生证实了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各项宣言和声明也都正式予以确认。因此，若还有人对中国的这一立场表示怀疑，那真让人感到吃惊。不过，有一种乐观想法认为，即使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也不一定意味着英国管治的结束。
不时有人建议英国应该干脆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应该坚决主张对香港岛和九龙城享有绝对主权，并要求重新谈判续订新界租约，这些建议大多是不严肃的。一些右翼人士甚至鼓吹沿界线街修筑一道“柏林墙”，把英属九龙与新界隔开。这么做显然根本行不通，只要中国反对，英国就根本不可能保住新界，供水问题还只是许多明显难以克服的难题之一。对于英国来说，坦率地拒绝中国的立场倒有些可能。国际法有可能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的主权，国际舆论很有可能会同意英国赋予香港独立，中国很难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间的亲善关系一意孤行。
但是，在1982年，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十分危险。苏联仍是一个世界强国，虽然它陷入阿富汗以及东欧卫星国日益加剧的困境难以自拔。中苏关系虽然仍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关系直到1985年才开始改善），俄国将在联合国否决任何中国坚决反对的香港独立的动议。如果美国进行干预，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当时入主白宫的是里根总统，美国人的目光更关注伊朗、尼加拉瓜、越南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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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是20世纪晚期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家。 |
1982年底，罗得西亚独立问题尘埃落定，阿根廷人也被赶出福克兰群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做好了与中国谈判的准备。
1982年9月，首相访问北京，标志着正式谈判开始。谈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还陶醉在战胜阿根廷加尔铁里将军的胜利之中，颇有劲头地提出英国的立场基于确认了英国权益的各项既定条约，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反复明确表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邓小平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邓小平，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保守的《每日电讯报》援引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首相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又访问了香港。不过，除了使英国谈判代表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之外，很难说撒切尔夫人造成了什么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中国决心已定，英国没有什么底牌可打。
从军事上说，倘若中国采取行动，英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福克兰远征的成功其实非常侥幸，问题是中国并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个荒岛。中国完全清楚自身的权利，联合国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消，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的权利。即使在香港，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习惯英国管治，倾向于维持现状。1982年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5％的被调查者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4％的人希望香港归还中国，仍有非常直率的少数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猛烈抨击“不平等条约”，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感情。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美国的支持是给予英国谈判代表重大帮助的关键因素。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倘若没有美国参与，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英国与中国谈判之际，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更何况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是由于美国支持，福克兰远征虽然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联合国没有受到阻挠。为了回报美国的支持，日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个英联邦成员国时，英国保持了沉默。美国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当时正在进行针对“邪恶帝国”苏联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其次，如果不能首先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台湾与大陆就不可能达成和解。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在香港有上亿美元投资，务须保护这些投资的安全。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宣布了英国的新外交方针之后，事情就没有多少转圜余地了。1982年秋，双方开始谈判，英国不愿承认恢复中国的主权，谈判陷入僵局。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首相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人们很难相信外交部会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务实的姿态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外交部平静地从正式国际条约记录中删除了这些条约。
撒切尔夫人最初的这种强硬态度既有政治考虑，也有个人原因。福克兰之役胜利后，首相认为举行全国大选的机会成熟了。在大选顺利结束之前，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都是不谨慎的。人们会把香港问题上的让步与福克兰的胜利做出令人不安的比较，置疑政府把英国臣民交由中国统治，更尴尬的是《国籍法》的问题。早在1972年12月，中国就明确表示决不接受英国继续对这个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部分享有主权。直到1983年6月保守党顺利赢得大选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才真正开始）。英国代表团以驻华大使为首，起初是柯立达爵士，后来是伊文思爵士，成员包括新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他在1982年北京会谈前夕接替麦理浩。与麦理浩一样，尤德的背景也是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尤德是个非常优秀的人选，战后即在南京和北平开始在华生涯，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谈判释放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此后，尤德爵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1974到1978年出任驻华大使。尤德在伦敦期间曾一度担任首相私人秘书，因而既富于对华事务经验，也十分了解唐宁街。尤德富于献身精神，广受赞赏，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他于1986年过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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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只是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香港没有代表参加。（尤德爵士曾经提出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利益理应由中国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终是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谈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秘密通报过简要情况之外，再没有就英中双方的谈判征询过香港人的意见，有关谈判进展的报告也是含糊其辞和不确定的。1983年11月14日，一位反对特权阶层的资深左翼人士芬纳・布罗克韦（日后成为布罗克韦勋爵）在上院提出质询时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香港人民（98％为华人）的失落感，谈判是由非选举产生的立法局、非选举产生的总督进行的”。负责香港事务的大臣特雷夫加恩勋爵回答说：“代表联合王国的人士充分考虑了香港人民的意见。”当然，特雷夫加恩勋爵无法清楚说明，在谈判代表与香港人民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如何传达给谈判代表的。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和杰弗里・豪的热诚支持下――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解决了“大多数关键问题”――1984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已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现有协议，再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香港历史的现实所赋予的抉择”。
1984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退休的前任总督麦理浩勋爵认为：“一个共产党政府承诺维持这块资本主义领地，这听起来十分怪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确实需要经过极为耐心的谈判，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值得称道。《联合声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这份协定移交了一个人口超过挪威、以色列或爱尔兰的地区，移交不是通过战争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中国在这份协定中承诺保留香港与大陆
截然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允许香港人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决定恢复行使主权”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协定，不如说是中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主权移交后英国继续参与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以后，香港问题将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过问。英方对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释：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主权问题的解决，中国颇为体面地终结了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屈辱的历史。
（摘自《香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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